論《左傳》鞍之戰

壹、前言
研究戰爭史的人都明瞭，《左傳》並不是一部專門描述戰爭的戰爭史，但《左傳》全書中共記錄了四百九十二起戰爭，加上《春秋》經上有記而《左傳》無記的三十九起，經傳合記大小戰爭五百三十一起。 在二百五十五年的歷史中發生如此眾多的戰事，《左傳》對當時各種戰爭反映之全面，以及對各次重大戰爭描述之詳盡，是歷史上其他史書所不能企及的。清儒吳闓生《左傳微》評曰：「左氏諸大戰，皆精心結撰而為之，聲勢采色，無不曲盡其妙，古今之至文也。」 職是之故，將《左傳》稱為《左傳》兵學或不為過，而《左傳》實為研究古代戰爭史不可或缺的一部書。
然而，《左傳》中描述戰爭景況較詳細的大戰如「繻葛之戰」、「長勺之戰」等計有十四次， 其中僖公二十八年（西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是春秋時期中原民族扺禦楚國勢力北侵最重要之一戰；宣公十二年（西元前597年）「邲之戰」，則是晉、楚兩國為爭奪控制鄭國而起，而此役楚國戰勝以後，楚莊王遂能進一步控制整個中原作準備。所巧者，這兩場戰役的主角都是晉、楚兩國，其重要性，故不待言，而國、內外研究與論述的著作已非常豐富；但接續而來的即是成公二年（西元前589年）晉、齊「鞍之戰」，此役晉國雖然擊敗齊國，惟未增加晉國之聲望，或得到任何實質利益，反而讓楚國坐收漁翁之利。誠然「鞍之戰」的過程雖不若「城濮之戰」、「邲之戰」複雜，但其重要性亦不可小覷，反之，研究「鞍之戰」的著作卻相當少，因而可以探討的空間即相對的增加，於是筆者不惴孤陋，願就「鞍之戰」提出一己之淺見。
貳、軍事結盟
《孟子．盡心章句下》云：「春秋無義戰」， 孟子對於春秋時期的武力征伐採取了一概排斥的態度。然而春秋時期的各國君主，大多認為天下紛爭，戰爭是無法避免，只有用武力纔能阻止戰爭、消弰戰爭。宣公十二年「邲之戰」以後，楚莊王論「武」云：

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失。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此為楚莊王回答潘黨築武軍京觀以炫耀武功時說的一番話。楚莊王只是借以闡述他的以戰爭抵禦戰爭的思想。戰爭雖不是目的，但武之「七德」中，禁暴、戢兵，即指消弭戰爭。因此，春秋時期的君主大都認為戰爭只有靠武力來消弭，然後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甚或鞏固霸業。
誠然，戰爭或須靠武力來消弭，春秋時期各國君主無不重視強兵強國，然且，更重視軍事的結盟，以此侵伐或對抗他國。例如僖公四年（西元前656年）齊桓公「伐楚之戰」；楚文王於西元前689-675年時，已併吞申、息、鄧等屏障中原之三個主要封建國家，打開了通往中原之大門。因而，楚成王亦於西元前671-626年時，順勢北進爭霸中原。當時中原之霸主是齊桓公，為阻止楚國勢力之北進，先後曾有「檉之會」、「貫之會」、「陽穀之會」等三次軍事結盟，因而，齊桓公乃於僖公四年，召集魯、宋、陳、衛、鄭、曹、許八國之師越蔡境而伐楚，由於齊、楚兩國勢均力敵，但楚國畏懼軍事結盟強大軍力，不敢輕啟戰端；而齊桓公也因楚國疆土廣大，勞師遠征，難以深入取勝，因而與楚國訂盟息戰。齊桓公伐楚之役，雖未取得勝利，但中原各國在齊桓公領導下軍事結盟，團結抗楚，才迫使楚成王暫時放棄北進中原野心，中原復呈安定之象。
又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是時楚國勢力幾已控制整個中原，黃河下游之大國，如齊、宋皆被楚國所侵略，且魯、衛、鄭、陳、蔡、曹、許等國，均已降服於楚，此時晉文公若以一國之力，似不足抵抗楚國的侵伐，故其政略乃是尊王室，以及與齊、秦軍事結盟，而使楚國的霸業遭受打擊。由上述實例可以證明，戰爭或須靠武力來消弭，而提高或增加一國的武力，則需國與國之間的軍事結盟，因此，軍事結盟為春秋時期各國君主所重視，亦是國家圖生存最實際、有效的方式。
事實上，西元前594年，晉景公興兵滅潞氏之狄（今山西省東南部），次年，又滅亡赤甲氏及留吁、鐸辰諸族，其疆土向東擴展至太行山以東、黃河北岸之地區，造成對於控制中原之有利戰略形勢，已奠定晉國再度稱霸之基礎。晉景公東定狄土後，其次一步驟是主動與齊國軍事結盟以打擊楚國，並阻止楚國勢力北侵。故在宣公十七年（西元前592年）晉景公欲召開盟會，派遣不良於行之郤克去齊國行聘，齊頃公卻笑客慢使，郤克憤而回國，向晉景公請求伐齊，晉景公再三不允。齊頃公聞此消息後，即速派大臣高固、晏弱等人往赴會，高固走至半途即逃回。晉、魯、衛、曹、邾等國在斷道（今山西省沁縣附近）結盟。由於齊頃公未親自參加盟會，高固又擅自逃走，晉國就辭去齊人，將齊使晏弱等人扣留。次年（西元前591年），晉國與衛國合兵伐齊，攻至陽穀（今山東省陽穀縣）。齊頃公親自與晉景公盟於繒（在陽穀附近），又向晉國納人質，晉國方退兵。
因此，晉景公「國家戰略」 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希望能與齊國軍事結盟，共同阻止或抵制楚國的北侵，然而，事與願違，西元前590年，齊國暗中與楚國軍事結盟，情勢不利於晉國，且造成對晉國的威脅，因而，晉國亦必須另覓軍事結盟的國家，以增強防衛武力。晉國以是選擇了魯、衛二國作為軍事結盟的對象，然而，晉國為何要選擇魯、衛二國為軍事結盟之對象呢？《孫子兵法》始計篇云：

兵者經之以五事，道、天、地、將、法是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事實上，戰略之運用，必須重視「地緣政治」 及「軍事地理」 因為，以地略形勢而論，位於晉、齊、楚等大國之間的小國，如魯、衛、曹、宋等國必須依附大國，才有保障與生存的空間；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些小國亦是晉、齊、楚等大國，所必須爭取軍事結盟的國家，因為這些小國位於晉、齊、楚等大國之間，是地形要衝與戰略要點，亦是大國之間的緩衝地帶，不論晉、齊、楚任何一國爭取了這些小國，就等於奪取到戰略地形與戰略優勢，誠如張師高評《左傳之武略》云：

戰略應用，重點既在講求地略形勢，就晉楚爭霸之地略形勢而言，……於中則爭宋；楚得其地，則直趨曹衛，逼臨齊魯，而脅晉之東疆；晉得其地，則可屏障曹衛齊魯，而南臨楚之申息。

因此，晉國積極與魯衛二國軍事結盟，是完全合於晉國的國家利益，反之，魯衛二國投靠、依附晉國亦是不得不爾，因為楚齊二國已軍事結盟，其必藉伐魯衛以
佔有有利之「戰略的疆界」 以抗晉國。所以在成公二年，齊國毅然決然伐魯。《左傳‧成公二年》記載：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魯國已於西元前592年在斷道與晉國軍事結盟，投靠晉國，以求保護，如今，齊、楚兩國結盟抗晉，而其必經之道是魯、衛兩國，除非魯國轉向與齊國結盟，否則，齊國侵伐魯國乃意料中事，不足為奇。
衛國所處情勢與地位與魯國完全相同，可說是彼此依賴生存，因此當齊國侵伐魯國時，衛國頗有「脣亡齒寒」感覺， 因而「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衛國之武力，必不如齊國，不過，衛國見魯國被齊國侵伐，衛侯即毫無選擇的主動抗擊齊國， 此亦為自保的必要行動。
西元前590年，齊國與楚國聯合，想藉楚軍來伐魯抗晉，於是晉國與魯國盟於赤棘。次年，齊軍侵伐魯國北部，奪取龍邑（今山東省泰安縣東南）南侵巢丘（今山東省聊城縣東北），於是晉、齊鞍之戰序幕，於焉展開。
參、內情分析
「戰爭是政治鬥爭的最後手段，在軍事行動背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因素」， 誠如上述，晉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是聯齊抗楚，職是之故，晉景公於魯宣公十七年（西元前592年）積極欲與齊國軍事結盟，惟因齊頃公卻笑客慢使，郤克憤而回國，此處《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史記》 均有詳細記載，因此，「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事實上，晉景公不因郤克個人受辱，進而伐齊，以致違背聯齊抗楚的國家戰略目標，這種的決策，絕對是正確無誤的，然而弔詭的是，最後晉景公還是出兵伐齊，其中原因何在？晉景公既然是一侯之君，會有什麼力量迫使其改變初衷？其中值得研析、探討的線索有二，其一，依《左傳．成公二年》記載：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首先，為何衛卿孫桓子與魯卿臧宣叔至晉國求救，是向郤克求救，而不是向晉景公求救？其次，晉景公同意出兵伐齊救魯、衛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且晉景公起初只同意出兵車七百乘，但郤克卻要求八百乘，最後晉景公還是同意了郤克的要求，這是出於自願，抑是迫於無奈？其二，依《左傳．宣公十七年》記載：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范武子宣說了一大堆的理由，乃是為了平息郤克受辱之憤，且願告老退位，讓郤克為政，攻打齊國，以洩其憤；而《左傳微》更云：

「已亂于齊」者，言泄忿于齊以免晉國之亂也。若無鞍戰，晉國之亂不待三郤時矣。此情唯范武子知之耳。

范武子之告老退位，是否畏懼「晉國之亂」？晉景公是否同樣畏懼「晉國之亂」且無法制止？這顯示了何種意涵？而《左傳微》在引述「『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之後，即云：『晉侯不欲動兵而卒不得。自此以后，晉權遂旁落矣。』」 因此，從上述的種種的資料顯示，晉景公聽從郤克的主張，違背聯齊抗楚的國家戰略目標，是迫不得已的，然而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實有必要一探其真實內情。
誠然，想一探晉國內情，首先須從晉國歷史朔源，而「作三軍」與「謀元帥」 則是事件的核心與重點。眾所週知，春秋初期無論天子或是諸侯，都親自掌握軍權，所以國君就是元帥，各國皆然，晉國自不例外，然而到了《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國兵力強盛，軍鋒所向，望風披靡，如《春秋經》云：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亦云：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

為了有效地對抗來自楚國的壓力，晉國在此緊要關頭，發揮蓄積的實力，也就是擴展兵力「作三軍」，將軍隊擴展成為「三軍」，以對抗楚國的勢力北進。事實上，晉文公在「作二軍」之時，仍親自作戰，更是晉國最高軍事指揮者。可是在「被廬之蒐」、「作三軍」將軍隊擴充為「三軍」時， 竟然要「謀元帥」， 而何謂「謀元帥」？《說文》有「謀」字云：「慮難曰謀。」也就是晉文公以「慮難」的態度去尋找擔任「元帥」的人選，即所謂的軍事指揮官，換句話說，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之後，晉文公不再是晉國最高指揮軍事者。這種情況，明顯地喪失了晉文公身為國君應有的權力，更凸顯了貴族權力的提昇，這當然違反晉國，乃至當時的傳統，而晉文公竟然同意施行，其主要原因乃在：晉國除了須對抗楚國勢力，且當時晉國貴族勢力強大， 文公必須調和從亡之士與舊有貴族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其最重要者乃是重新調整君臣的權力架構，也就是放棄自獻公以來君權獨大的高壓政策，改為對貴族讓步，將原屬國君的權力，移交給貴族。其中有兩項關鍵性的重點，其一，就是「謀元帥」，即文公交出最高軍事指揮權。其二，文公交出一般行政權，不再享有統治的權力，成為虛君。
既然晉文公之後，晉國國君大權旁落，已成虛君，迨至晉景公亦是如此，及至《左傳．成公二年》郤克又專任攻擊齊國的「中軍帥」， 所謂「中軍帥」者乃是掌握「三軍」中最高的軍事指揮官；郤克既為「中軍帥」，實權在握，晉景公已是虛君，因此，上述所提之疑問，例如，為何衛卿孫桓子與魯卿臧宣叔至晉國求救，是向郤克求救，而不是向晉景公求救？其次，晉景公同意出兵伐齊救魯、衛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且晉景公起初只同意出兵車七百乘，但郤克卻要求八百乘，最後晉景公還是同意了郤克的要求，這是出於自願，抑是迫於無奈？以及，范武子之告老退位，是否畏懼「晉國之亂」？ 晉景公是否同樣畏懼「晉國之亂」且無法制止嗎？這顯示了何種意涵？都可以得到確切的答案，晉景公最後作出違背、破壞聯齊抗楚的國家戰略目標決策，實在是出於無奈，或者說是被迫亦不為過。

肆、作戰過程與檢討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或有許多戰爭都是在擦搶走火的意外狀況下發生的，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的邲之戰，其引爆的原因，或可稱得上偶然，《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遂出陳。

因此，邲之戰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確實是在偶然的狀況下引爆的。事實上，晉景公實不欲與齊交戰，無奈齊頃公笑客慢使，激怒了郤克，而郤克又任晉國之中軍帥，主持政事，發誓報仇，所以鞍之戰亦是在偶然的狀況下發生的，其會戰經過及勝敗原因，臚列如后：

一、晉國致勝原因

誠然，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不過，我們研析春秋時期的古戰爭史，必須從中檢討勝敗之因，並汲取經驗，供後人參考學習，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將此當作戰爭小說欣賞，則其意義終究不大，因而，我們探討鞍之戰晉國致勝的原因有下列幾點：

（一）被迫出戰、謀定而動

晉景公最初的國家戰略目標是聯齊抗楚是有原因的，雖然，當時晉國其疆土向東擴展至太行山以東、黃河北岸之地區，造成對於控制中原之有利戰略形勢，不過，晉國南有楚憂，西有秦憂，如果齊國更與楚國軍事結盟共同對付晉國，如此，中間除了一些小國如魯、衛、曹、宋之外，晉國幾乎被強國三面包圍，其情勢亦十分險峻，加上晉國在此之前，已與楚國發生過兩次大戰，如西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濮之戰與西元前597年晉楚邲之戰，以及西元前627年與秦國又有晉秦郩之戰；晉國與鄰近的大國，戰爭如此頻繁，晉景公當然不願再有戰事發生，以爭取休養生息的機會，只是當齊楚結盟之後，齊國又主動侵伐被晉國視為戰略邊疆（戰略緩衝地）魯、衛兩小國時，晉國可以立刻感受到齊國的壓迫，如《左傳．成公二年》記載：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其次，由於齊國與楚國軍事結盟後，已無後顧之憂，所以西進攻擊魯、衛，主動爭取廣大戰略空間，並給予晉國實質壓迫，晉文公雖想避戰，但內有中軍帥郤克主戰，而無法不戰，外有齊國逼戰，可說是被迫出戰，所以積極聯合魯、衛兄弟之邦，聯合抗齊。
然且，此次作戰，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郤克為中軍帥實為統帥三軍之人，其亦為胸有韜略，內斂沉穩之領導人才，依傳記載：

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

晉景公同意出兵七百乘，但郤克卻說，這是城濮之戰的數字，他更能放低身段說：城濮之戰是晉文公優異領導及軍紀的嚴明，才能作戰勝利，所以他爭取出兵八百乘，由此，亦可顯現郤克處事鎮定，絕不因急切的報仇之心而急躁冒進，且是積極做好戰前兵力需求規劃，實為深謀遠慮，謀定而動之優秀將領。
（二）領導有方、背水一戰

領導統御是軍隊精神戰力凝聚、增長與發揚的張本，然而，軍隊的戰鬥力不僅須要強化有形的戰力，更不能忽視無形的精神戰力，而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即能將精神戰力發揮至極致，以使有形戰力與無形戰力相輔相乘。《為將之道：指揮的藝術 － 風格代表一切》一書云：

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是由許多素質所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專業知識、決策、人性、公正、勇氣、體恤、忠誠、授權、無私和風格。但是從我所有的研究當中，很清楚的看出成功領導者的素質絕對沒有一項比得上風格（character）重要。人們所以會記得許多偉大的將軍，像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羅伯‧李（Robert E Lee）、喬治‧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除了他們是偉大的領導外，更是因為他們顯著的風格。

誠然，每一位領導者，均有其獨特的領導風格，鞍之戰中領導晉軍的最高軍事指揮官郤克 － 中軍帥，亦不例外，左傳記載：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不過，《韓非子．難一篇》評論云：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循」，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子言謗也？……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

韓非子以法理的觀點，評斷郤克分謗的行為，是抱持著否定的態度，甚至認為郤子之言，「非危則亂」或「非分謗也，益謗也」，然而，筆著從戰場領導統御藝術分析，郤子在韓獻子「既斬之」後，能很果斷的為其分謗，這種領導風格其實是值得激賞的，因為充分顯示郤克肯為部屬承擔過失，因而韓獻子或有將功折罪的心理，以為郤克所用，如此亦可團結軍心，激勵有形與無形戰力，共同抗敵，在此舉出「使功不如使過」之例，如《新唐書．李靖傳》云：

高祖怒其遲留，陰敕磢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請命，於是獲免，……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置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虜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效。

《後漢書》亦云：

索盧放初置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如此論郤克之分謗，或可稱為「使功不如使過」的極佳範例。又如《左傳》記載：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鞍之戰結束後，晉景公謂郤克，此次作戰勝利以他的功勞最大，郤克謙虛的說：此次戰勝是由於賢君的訓示，以及全軍將士的共同效命；同樣的問法，晉景公問士燮，士燮回答說：此次戰勝，全出於上軍帥荀庚的謀劃，以及中軍帥郤克的調度；最後問到下軍帥欒書，欒書亦說：這次的勝利，全靠上軍之佐士燮的策劃，以及全體將士的用命奮戰。以事實而論，領導這次戰爭勝利最大功臣實非中軍帥郤克莫屬，但一場戰役之後，這些領導者卻都推讓功勞於他人，或許這是受到郤克分謗的領導風格影響，才能將帥無間，三軍一心；反觀，晉、楚邲之戰，《左傳》記載如次：

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晉軍之失敗，並非實力不如楚軍，而是由於將帥不和，作戰時各逞其能，造成軍心渙散之結果。所以鞍之戰的勝利原因，實可歸結為領導有方，使能「帥乘和」將士用命。
然而，郤克此次任命為三軍之中軍帥，權力最大，責任亦最重，尢其是此次戰役幾乎是郤克欲報私仇，導致范武子退位，甚至拂逆晉景公避戰主張，以及違背晉國聯齊抗楚的國家戰略政策，積極主戰，因此，對卻克個人而言，鞍之戰是背水一戰，只能勝、不可敗，否則其下場將不堪設想，因而郤克已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裡準備，或許這亦是促使此次戰役勝利內在原因之一。
（三）負傷不退、堅持到底
戰爭是極具暴力性，造成大量的人員死亡，因此，身臨戰場者，生死決於分寸之間，加以傷亡相繼，屍橫遍野，體裂血流，慘不忍睹，恐怖與悲慘的景象，彌漫、充斥戰場，極易打擊作戰意志；克服之道，則須運用智慧、勇氣、意志力，尤其是戰場官兵的意志力實為戰爭勝敗的關鍵。例如鞍之戰主帥郤克在戰場上與部屬意志力的相互激勵，《左傳》即運用十分簡捷、凝練的對話，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即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主帥郤克受傷極重，血已流到腳部，但是他依然勇敢的繼續敲擊戰鼓，而他的部屬解張亦鼓勵他說：我的手與肘在一開戰時就被箭射穿了，鮮血染紅了車輪，我只有忍耐；鄭丘緩亦說：每當遇到危險之時，我都不顧疼痛與危險，親自下來推車；最後解張還鼓勵說：全軍都以我們的旗鼓為進退依據，兵車只要有一人坐鎮就可以，豈可因我一人負傷而壞了軍國大事？只要我沒死，但願能跟將軍繼續作戰。主帥郤克聽了這番話後，就立刻拉起馬韁並錘打戰鼓，將士奮勇向前衝殺，結果大敗齊軍。
二、齊國戰敗分析
任何一場戰爭的勝敗必有其原因的存在，鞍之戰齊國戰敗的原因，大致可歸結下列幾點：
（一）不義四鄰、驕傲結憾
邲之戰後，晉景公一則欲休養生息，以蓄養國力，一則為阻止楚國勢力北侵，故積極與魯、衛等鄰近之國家軍事結盟，而其國家之戰略目標更是聯齊抗楚；反觀齊頃公無法洞悉局勢，亦不能確立對己有利之國家戰略目標，而且不能與魯、衛等鄰國和平相處，甚至因頃公羞辱晉國使臣郤克，導致日後晉、齊兩國交惡，最後爆發鞍之戰。而鞍之戰齊頃公失敗的主要原因，〈春秋經筌〉即有確切、詳實的描述如次：

魯貳於晉久矣，而齊未遽加兵於魯者，蓋望魯之或改而事齊也。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皆哆然。外之，獨魯宣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公之好，而折節事齊，蓋亦不情矣。末年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而齊不察見歸父之來奔，猶以為魯之未絕齊也。既而成公立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始知魯決然無齊，故有北鄙之伐焉。頃公驕傲結憾於諸侯，晉衛既以仇齊，今又賈怨於魯，其召鞍之敗非不幸也，蓋自取也。

可見，剛開始時，魯國與晉國關係亦不是很好，因而齊國應乘此機會爭取與魯國軍事結盟，只可惜齊頃公對於如魯、衛等鄰近小國亦不知善處結交，甚至於魯國與晉國結盟而叛齊國時，齊頃公亦尚未察覺。其次，《春秋繁露》亦云：

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

由此觀查，晉、齊鞍之戰，齊國戰敗的主要原因，是齊頃公不義四鄰、驕傲結憾所致。
（二）個性衝動，驕橫輕敵
一場戰役的勝敗，與領導戰役的指揮官個性有很大的關係，例如鞍之戰晉國三軍帥郤克個性內斂沉穩，思慮縝密，當晉景公同意出兵七百乘時，而郤克考量作戰需求，即主動多爭取一百乘兵車，以滿足戰力需求，而在韓獻子「既斬之」後，很果斷的為其分謗，以使將帥無間，三軍同命，且在戰場上，負傷不退，堅持到底，實為深謀遠慮，謀定而動之優秀將領。反觀齊頃公在會戰之初，《左傳．成公二年》描述：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短短數語，即充分表現出齊頃公的個性衝動，驕橫輕敵。職是之故，慎戰兵聖孫子描述輕敵之害有云：

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摛於人。

《左氏兵略》引北宋張預之言：

不能料人及輕敵以武進，必為人所摛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後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也。

然而歷史上卻有類似「朝食」或「會食」之成功案例可供參考，如《史記》記載：

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後漢書》亦記載：

光武至信都，以（賈）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從上述二個成功案例，可以瞭解，同樣是「朝食」或「會食」，但因為戰場指揮官個性的不同，就有不同的結果。因此《左氏兵略》亦引《捫蝨談》總結評語：

滅此朝食與破趙會食等耳，一幾遺晉禽，一卒入趙壁，豈有幸有不幸哉，輕而寡謀與勝而後戰，蓋有不待兵交而決者。

所以齊頃公「輕而寡謀」或是兵敗的重要原因，《韓非子．亡徵第十五》云：

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因此，我們探討齊頃公所以兵敗辱國的原因，或可從齊國伐魯國奪取龍邑，且又乘勝伐衛國，接連勝戰，志得意滿，以為無敵國可患，所以導致頃公驕橫輕敵，此即是韓非子所謂：「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伍、結語
《左傳．成公十三年》（西元前578年）劉康公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國家大事除了祭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戰爭。自春秋初期周王朝的至尊地位衰落之後，爭當盟主（霸主）成為列國之間最重要的事，從《左傳》所記載的幾百次戰爭來看，大吞小，強凌弱的戰爭彼彼皆是，絕大部分的戰爭，尤其是十幾次大戰，無不為爭霸而起，為爭霸而戰，真可謂春秋無義戰，而鞍之戰即是其中有名的戰爭之一，然而為了爭霸，許多國家進行軍事結盟，鞍之戰晉國本欲聯齊抗楚，但事與願違，因為，戰爭有時是政治情勢的延續，或由國家的政治狀況所引起，例如齊頃公驕傲結憾，羞辱晉國使臣郤克，導致郤克發誓報仇，而晉景公迫於國內政治情勢，只能順從郤克意志，積極與魯、魏等國軍事結盟以對抗齊國，但齊頃公個性衝動，驕橫輕敵，面對晉、魯、衛軍事結盟大軍，齊國戰敗實是意
料中事。《春秋經筌》對鞍之戰亦有評析如次：

鞍之戰所謂用大師爾，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招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 啟大夫之橫者，四國也！齊侯不義，而四國之君不智，春秋蓋同一貶焉！

而〈春秋通說〉亦云：

晉郤克切齒於婦人一笑之辱，遂伐齊以洩其氣，鞍之戰，蓋晉大夫專權逞忿之兵也，魯衛曹皆從霸令也。

由上論述，我們瞭解鞍之戰實非救亂誅暴正義之戰，應是春秋時期典型的不義之戰。且齊頃公經過這次教訓，已收斂其傲慢之態度，如《春秋繁露》云：

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齊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

其次，在鞍之戰的前一年，楚國己與齊國結盟，至齊軍戰敗，楚國為救援盟國，乃於同年冬十月傾全國之師伐衛侵魯，擊敗魯軍於蜀，進駐陽橋，魯國不得已而向楚國賄賂求和。當時晉軍正自齊國凱旋西歸，但畏懼楚軍眾多，懼與楚軍交戰，於是楚國邀合齊、秦、魯、宋、衛、鄭、陳、蔡、許、曹、邾、薛、鄫等十三國盟於蜀，此為春秋以來參加國數最多的一次大盟會。然而，晉、齊鞍之戰，晉國雖然擊敗齊國，但此激戰之勝利並未增加晉國之聲望，反而讓楚國坐收漁翁之利，諸候全部傾向楚國。不過，由於齊頃公戰敗後的深自檢討並能「內愛百姓，外敬諸侯」，且於鞍之戰後一年親自朝晉以結好，使得晉國聯齊之計劃邁進一大步，此亦是晉國之一大收獲。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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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單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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