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呂氏春秋》陰陽軍事思想析探

迨至周室衰微,諸侯相爭,五霸逞強,七雄並出;及至秦穆公,稱霸西戎,孝公之世,得商君之佐,國以富強,復經惠、武、昭、襄數世,蒙故業,因遺策,敗六國之師,及莊襄王立,因呂不韋之助,以無幸之質,得有秦國,故以其為丞相,封文信侯。及至子政立年幼,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國事大權,擅於一身。不韋雖以商賈崛起政壇,然非泛泛唯利是圖之輩,且為一有雄心壯志之士。對於其作《呂氏春秋》之企圖與用心,田台鳳《呂氏春秋探微》有所描述如后:

當其位尊勢隆之際,觀秦之統一天下,近在眉睫,而當日之情勢,學者多辯,言利辭給,務以相毀,期在必勝,為未雨之綢繆,故集眾士為書,思藉政治勢力,定學說治道之紊,以成一代興王典禮,作他日治國之準繩,此呂氏春秋之所作也。

《呂氏春秋》內容涉獵相當全面,舉凡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天文、科技、衛生、歷史、農業、養生、哲學,乃至藝術,幾至包羅殆盡,真是「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史義軍、張榮慶合編之《呂不韋與呂氏春秋》云:

《呂氏春秋》吞吐百家而集大成。大體說來,〈當務〉、〈慎人〉、〈貴信〉、〈壹行〉等篇,多取孔子思想;〈孝行〉多取曾子思想;〈忠廉〉、〈介立〉、〈觀表〉多取孟子思想;〈音初〉、〈勸學〉、〈用民〉多取荀子思想;〈精通〉、〈具備〉多取〈中庸〉思想;〈應同〉、〈召類〉多取《易傳》與陰陽家思想;〈精喻〉、〈博志〉、〈執一〉多取老子思想;〈貴生〉、〈重己〉等篇,多取楊朱思想;〈任數〉、〈知度〉多取老莊思想;〈序意〉、〈圓道〉多取黃、老思想;〈察今〉多取商鞅思想;〈慎勢〉多取慎到思想;〈權勲〉多取韓非思想;〈節喪〉、〈安死〉多取墨子思想;〈振亂〉、〈蕩兵〉多取兵家思想;〈上農〉、〈任地〉等篇多取農家思想;〈察微〉、〈正名〉多取名家思想等等。

《呂氏春秋》自漢代以來,一直被稱為雜家,田台鳳《呂氏春秋探微》云: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統一天下之前,目睹當時「人以為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察今篇)必統而一之,故呂書深知王政之道,非一家之可盡貫,非一學之可盡包,非若前述諸子,或欲一之於仁義,或欲一之於法條,或欲一之於無為,或欲一之於兼愛,乃混諸說而調和之,思擇其菁華,融之於治道,此所以稱雜家之始祖也。

呂書綜合全面,渉獵廣泛,且兼蓄各家思想,但卻不是雜湊成篇,而是揚棄中而有取捨、有批判、有改造、有發展。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對《呂氏春秋》的內容與章節作概括式描述如后:

《漢書.藝文志》記《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呂氏春秋》分紀、覽、論三大部分,紀十二篇,覽八篇,論六篇,總篇數與《漢書》同。每篇又有子篇若干。十二紀按四季、十二月份排列,每一紀有紀首一篇和論文四篇共五篇,十二紀共計六十子篇。八覽各覽有論文八篇,但〈有始覽〉缺一篇,共計六十三子篇。六論每論有六篇,共計三十六子篇。加上十二紀末的〈序意〉一篇,全書計有子篇一百六十。東漢高誘的《呂氏春秋注》,是此書最古的注本,著錄於《隋書.經籍志》。

《呂氏春秋》由八覽、六論、十二紀為綱,每一綱下又分若干細目,每一目都是短論性質,內容涉及先秦各家的思想,尤其是蘊含豐富的陰陽家思想。

(一)《呂氏春秋》以陰陽思想為主幹

《漢書.藝文志》將《呂氏春秋》列於雜家,但其主導則為陰陽家思想,如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云:

《呂氏春秋》一書,係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而成(詳《史記.呂不韋列傳》),《漢書.藝文志》列於雜家(《呂氏春秋》雖是雜家,但其主導思想則是陰陽家,詳附錄〈《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因此,各家各派之作,各自為篇,雜陳於呂氏書中。而各家各派有其獨特之思想,又各有其特殊之辭語,即同一辭語,恆殊其義。故注釋《呂氏春秋》,分別各篇所屬家派,實為首要任務。否則,必致張冠李戴,混淆不清,更瞭解文章之真意。

誠然,《呂氏春秋》雖是雜家,但其主導則是陰陽家思想,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云:

陰陽家的思想是秦代的顯學,所以呂氏直接引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同應篇),作為全書開宗明義之章。同時在殘存的自序中,特別解釋了十二紀的意義是在法天地,紀治亂存亡,知壽夭吉凶,定是非的標準。這說明《呂氏春秋》接受了陰陽家的世界觀。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云:

陰陽五行學說對《呂氏春秋》思想體系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據《史記》的〈孟荀列傳〉、〈封禪書〉和李善的《文選.魏都賦注》所載,鄒衍的哲學思想有三:一是「深觀陰陽消息」,以陰陽消長說明四時的更替;二是「禨祥度制」,即天瑞天譴說;三是「五德轉移」或稱「終始五德」,以五行相生相勝解釋朝代的興衰。

《呂氏春秋》渉及陰陽家思想者甚多,茲將其重要之處臚列於后:

在「天地陰陽與人事興衰」感應部份,《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云:

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蚠坌;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

《呂氏春秋.恃君覽.達鬱》又云:

三年,國人流王(厲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譚戒甫:鼠屬陰,馬屬陽,周鼎著鼠,令馬履之,正欲以陽制陰。),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

在「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之處,《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

在「陰陽變化、是謂天常」之處,《呂氏春秋.仲夏紀.大樂》云: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寒或暑,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

在「月為群陰之本」之處,《呂氏春秋.季秋紀.精通》云: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

《呂氏春秋》內容蘊涵豐富的陰陽思想,對漢代經學產生巨大影響,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云:

《呂氏春秋》對於漢代經學,包括董仲舒的神學,有巨大影響,兩者有不解之緣。經學家以六經為典範,以仲尼為先師,從不承認《呂氏春秋》與他們有什麼師承關係。實際上他們很看重《呂氏春秋》書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自十二紀紀首被入〈禮紀〉以後,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漢代很重視《呂氏春秋》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其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云:

兩漢統治者在施行賞刑、頒布詔令時,都要考慮如何調陰陽、順四時、合五德,此種風氣,愈晚愈盛。《漢書》設〈平行志〉,將歷年發生的自然災異與政治變故,次第列出,附以董仲舒、劉向、劉歆及其他經學家的說明,目的是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鑒。當然,不能說漢代的五行說全來自《呂氏春秋》,但是經過了秦火,先秦鄒衍學派的資料大都散佚,由《呂氏春秋》保存下來的十二紀與〈應同〉、〈名類〉等篇,至少是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來源,當無疑問。

總而言之,《呂氏春秋》承繼先秦鄒衍陰陽學術思想,爾後更與經學結合,
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在政治、思想上實有不可忽視之影響力。

(二)《呂氏春秋》蘊涵之軍事思想

周朝東遷以降,受世官、世祿制度所造就的巨室政治出現鉅大的改變,封建禮法開始崩解,上陵下替,強制弱,眾暴寡,征戰頻仍,依據《中國戰史大辭典 - 戰役之部》統計,春秋時期大型戰爭即有十九次之多, 而《左傳》全書共紀錄了春秋時期四百九十二起戰爭,加上《春秋》經上有記而《左傳》無記的三十九起,經傳合記大小戰爭五百三十一起, 且高銳《中國上古軍事史》云:在春秋時期近三百年間,大小戰役約八百餘次,平均一年就有兩到三次。 兼併戰爭及大國的爭霸稱王,一方面打破了原來的國野界限,一方面沖坍了原來森嚴的等級結構。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自此一變而為「自諸侯出」,再變而為「自大夫出」。各大國爭霸與兼併,形成了韓、趙、魏、齊、秦、楚「戰國七雄」,且魏、楚、秦三國先後推行變法,以求強國,以吞併他國,戰國即在兼併戰爭中由分裂終走向統一,最後,秦滅六國,統一天下。

呂不韋於秦國統一天下之際,為未雨之綢繆,故集眾士為書,思藉政治勢力,定學說治道之紊,以成一代興王典禮,作他日治國之準繩,故成《呂氏春秋》之作。而此書在兵戈不息、戰爭頻仍之氛圍下所作,除對各家思想無所不包,兼容並蓄,而其於軍事思想,亦有其思想之特色,如其書中有〈蕩兵〉、〈振亂〉、〈禁塞〉、〈懐竉〉、〈論威〉、〈簡選〉、〈決勝〉、〈愛士〉等篇,即是《呂氏春秋》所蘊含之軍事思想,其主要立論如后:

1、主張義兵、反對偃兵

戰國之時,爭伐兼併,兵戈不息,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墨子目睹生靈塗炭,乃倡非攻之說,〈非攻上〉其云:

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孟子.離婁上》亦云: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墨子與孟子的偃兵之說,在當時未有多大實質效果,故又有蘇秦之流,倡合縱說,合縱者,乃小國互助救守以禦大國之攻伐也。而對此不利秦國一統天下之偃兵之說,《呂氏春秋》起而反對,如《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欲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

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文雖辨,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呂氏春秋》認為,從古至今,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可禁亦不可止,而誅伐之事,是懲叛亂民,此謂之「義兵」,乃是必要之舉措,偃兵之說,猶如因饐廢食、因溺棄船,是違反歷史之演化規則,所以主張「義兵」,反對偃兵。《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夫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能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

《呂氏春秋.孟秋紀.禁塞》云:

故取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

在戰國末期,秦國於其他六國而言,國勢、實力均佔優勢與上風,且秦國為消滅六國,採取攻勢,主張攻伐,反對六國合縱以救守;而呂不韋亦主觀認為,秦之攻伐完全是義兵,事實上,戰國時期之攻伐,義兵義舉實少,大都是不義而侵略之攻伐,所以《呂氏春秋》之義兵之說,或可說是替秦國之攻伐六國,尋一個正當的理由與藉口而已。因而,《呂氏春秋》認為戰爭由來是相當久遠的。

2、重視紀律、無堅不摧

《呂氏春秋》 主張攻伐,《呂氏春秋.振亂》云: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天下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

《呂氏春秋》認為秦國發動之戰爭即為義兵義舉,未免過於主觀,然不論所發動之戰爭是否為義兵義舉,爭城用兵唯一之目的就在戰勝敵軍,此則須重視軍隊實務之訓練,才能達到剋敵致勝之目的。《呂氏春秋》在重視紀律與軍令之實務訓練方面,亦有許多描述,如《呂氏春秋.懐寵》對紀律之要求,其云:

故兵之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仇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

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樂其民,而長老說其禮,民懐其德。

《呂氏春秋》深知爭城、用兵、作戰都須用兵之死力,而民是兵之來源,所以得民則昌,這亦是最好的戰略經營。而失民者亡,且為戰必敗,此為千古不變之理。故《呂氏春秋》要求「兵之入於敵之境,……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歸之」,可謂擾民之事,無不戒之。且「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民懐其德」,《呂氏春秋》認為,軍隊若有此紀律,以此出師,何敵不摧?以此召民,何民不服?

3、兵貴乎精、不貴乎多

古今治兵者,重在訓練有素,故「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此為精銳之軍。對此,《呂氏春秋.仲秋紀.簡選》有精采、詳細之論述: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絫,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王闔廬是矣。

同篇再云:

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犠,……遂有夏。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所謂「兵貴精、不貴多」,故《吳子.治兵第三》云: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因此,練軍之卒,以一敵十,以十敵百,以百敵千;不練之卒,十不敵一,百不敵十,千不敵百,雖眾無益。少康一旅中興,武王虎賁三千,克紂於牧野,「兵貴精、不貴多」。

欲達致「兵貴精、不貴多」之境界,則須善於知兵,《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

考察戰爭細微之處:在內心相鬥而沒有表露出來,是戰爭;怒目而視,是戰爭;使用傲慢的言辭,是戰爭;相互牽制,是戰爭;三軍相互攻戰,是戰爭;相互摔跤,是戰爭;群眾相鬥,是戰爭;三軍相互攻戰,是戰爭。這八種都是戰爭。善知兵者,非決鬥於疆場,始謂之兵戰,由內心之敵對仇視,……而擴至於三軍攻戰,皆兵戰之道,能善知兵者,而察其微,故能達致「兵貴精、不貴多」之境界。

4、臨陣當先、不懼安危

波灣戰爭美軍統帥史瓦茲柯夫曾說一句名言:「下令要部下上戰場算不得英雄,身先士卒上戰場才是英雄好漢」, 《呂氏春秋.貴直論第三》亦以趙簡子臨戰之時,能否臨陣當先、不懼安危,此為戰爭勝敗之關鍵,其精采描述如下: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屏蔽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鳴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 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抜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戰場乃死生之地,在臨戰之時,主帥不能臨陣當先,戰士必然退卻。故欲戰士不顧生死、衝鋒陷陣,則主帥必須不避危險,身先士卒。因而,行人燭過謂趙簡子,主帥不能一馬當先,而欲戰士不顧生死,這是不可能的。趙簡子悟出其中道理,「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呂氏春秋》認為戰爭是自古有之,也是避免不了的,《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云:

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

既然認為戰爭是避免不了的,故《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正義的戰爭即是拯救天下的良藥。

誠然,《呂氏春秋》在戰火漫天的戰國時代提出正義戰爭的概念,主張不能因噎廢食而捨棄正義的戰爭。惟秦國是否以義戰之名,以行侵伐之實,《呂氏春秋》卻無論述,其用心亦明矣。

(三)《呂氏春秋》之陰陽軍事思想

戰國之世,兵戈不息,各國國君,皆務拓疆闢土。而目睹生靈塗炭之有識之士,乃有非攻之倡,一時偃兵之說甚囂塵上。及至戰國晚期,秦勢日盛,六國懼秦之心日益,蘇秦之輩復倡合縱之約,相互救守,以擯強秦。而此時,呂不韋為丞相,著《呂氏春秋》,乃倡義兵之號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呂氏之心,實招然若揭,而《呂氏春秋》對戰爭之論述,實為多矣,惟在諸多戰爭之論述中,亦蘊涵許多陰陽軍事思想如后。

1、順天應人、用兵以時

《呂氏春秋》之十二月紀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闡明四季十二月的天文、曆象、物候等自然現象。並紀人君行事,居處服色,禁忌事項,皆當配合時令,且象其日月星辰,以授民時;如依五行學說,春季屬木,陽氣漸盛,萬物萌生,是生養的季節。因而,人君發布政令,須以寛厚仁慈為主,禁止殺伐,殘害生命,故《呂氏春秋.孟春紀》云: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

《呂氏春秋》十二紀是包括春、夏、秋、冬四季,各季又分孟、仲、季三月。孟春季即是春季第一個月,為農曆正月,在這春生季節裡,人君應順應天時,各種的政治措施都須有利春生。所以在這個時候,不可以發動戰爭、大動干戈,這是違背自然規律,必受天譴。所以《呂氏春秋.季春紀》云: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旱降,兵革並起。

季春即農曆三月,在這個月份裡,人君須順應天時,要「布德行惠」、「賜貧窮」、「聘名士」、「禮賢者」、「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等, 最重要的是,人君在各季節有各季節該作的事,不可紊亂,若季春行秋令,則將有戰爭發生。因此,《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

人君要能「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順天應時,才能便生、不擾民,有利施政。

其次,《呂氏春秋》於夏季亦有其適切之作法。依五行學說,盛德在火, 是萬物繼續生長繁榮的時期。 因而,人君須順應天時,要「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農勉作,無伏於都」,要「斷簿刑,決小罪,出輕系」,要祭祀山川百神,為民祈福。其在仲夏季節,《呂氏春秋.仲夏紀》云:

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谷,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如果在仲夏時節,實行應在冬季實行的政令,就會引起不義之兵,暴害人民,釀成兵災。若是在季夏,《呂氏春秋.季夏紀》則云: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

在季夏,樹木正繁榮茂盛,不許砍伐,更不可以發動兼併諸侯的戰爭,以及不可興兵動眾,造成兵禍,有損士氣。

再者,《呂氏春秋》認為秋季,是盛德在金,為萬物成熟凋落的季節。所以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因而人君發布政令,其重點應是懲治罪惡與征伐不義。故《呂氏春秋.孟秋紀》云:

是月也,……盛德在金。……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歷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

是月也,……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嬴。

因而在秋季中,人君最重要之工作是「命將帥」、「選士歷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天地始肅,不可以嬴」。所以在〈孟秋〉、〈仲秋〉、〈季秋〉等三紀,所包含的十五篇章,僅〈知士〉篇與作戰無關,其餘全都是有關戰爭或與戰爭有關的言論。 事實上,在上段《呂
氏春秋》蘊含豐富之軍事思想篇章中,對《呂氏春秋》之戰爭觀已有詳細探討,不再贅述。惟《呂氏春秋》是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陰陽軍事思想的概念,故在〈孟秋〉、〈仲秋〉、〈季秋〉等三紀這十四篇裡,充分地探討戰爭的問題。

最後,依五行學說,冬季是盛德在水,是萬物收斂閉藏的時期。人君發布政令,必須順應冬陰閉藏之氣。 因而《呂氏春秋》認為冬季「天地不通,閉而成冬」,故「命百官謹蓋藏。」要「備邊境,完要塞」。而在冬季亦是「天子乃命將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 之季節,所以這個時節,是利用農民於收成作物之後訓練部隊的時期,亦是將帥藉此時機,講習武事,研討軍事謀略的最佳時機。但在冬季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惟《呂氏春秋》配合時令、用兵以時,如春令盛德在木,象萬物萌芽,生機盎然,所以國君應以恤生養生為主,故禁殺生,戒稱兵。秋令盛德在金,象萬物肅殺,所以國君施政,以厲兵申刑為主,故禁封侯,戒留有罪等等,如此配合時令、用兵以時,而君主果能遵行而不相違悖?田鳳台《呂氏春秋探微》則云:

然此分令相拘不通之行事施政,……若春不稱兵,敵軍壓境,果將束手就縛乎?……秋時始刑,罪大惡極之徒,能收賞罰及時之效乎?冬時戒邊講武,夏秋果可忽之乎?……但豈若呂書月令之拘時施政,斤斤於順五行之德,懼違時之禨祥而已乎?

君主是否能配合時令,不違五行之德並用兵以時?而「懼違時之禨祥」之論或是對《呂氏春秋》客觀之檢驗。

2、陰陽辯證軍事思想

《呂氏春秋》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並配合時令、用兵以時,如在春生季節裡,主在生養,不可以發動戰爭。於夏季是萬物生長繁榮的時期,不可興兵動眾,造成兵禍。在秋季季節中,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陰陽軍事思想概念,是「命將帥」、「選士歷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之時。而在冬季季節,是利用農民於收成作物之後訓練部隊的時期。且其在用兵之戰略思想中亦蘊涵陰陽辯證軍事思想如后:

(1)洞悉陰陽、決勝虛實

在軍事戰爭中,敵對雙方所致力的,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其達成之手段與方法,就是考量、研判敵軍「虛實」,乘敵之虛,奪取勝利,如《管子.制分》云:

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兵學之中永遠脫離不了戰力虛實之考量以及運用辯證方法如何將戰力
「虛實互變」。例如我軍所處的戰略情勢本是優勢的,惟有時被敵軍逼到被動的狀態,是常有的事,因而須用「以實示虛」、「以虛示實」、「避實擊虛」或「實而實之」、「虛而虛之」、「先虛後實」、「先實後虛」、「外虛內實」、「外實內虛」等等之戰法使我軍由劣勢或被動地位,轉化為優勢與主動,並創造出有利條件,造成戰力「虛實互變」的情勢。如《草廬經略.虛實》云:

虛實在我,貴我能誤敵,或虛而示之以實,或實而示之以虛。或虛而虛之,使敵轉疑以我為實。或實而實之,使敵轉疑以我為虛。

虛實不定,相輔相成,相生相存,使敵軍不無法判斷我軍主力之所向,而這種「虛實互變」的辯證思想或戰法,其實即是兵學上之陰陽辯證法,陰即代表「虛」,陽即代表「實」。《呂氏春秋》於用兵之時,亦強調洞悉戰力陰陽虛實、盛衰變化的能力,《呂氏春秋.決勝》云: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智者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

同篇又云:

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

孫子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
知己,每戰必殆」。 又云:「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所謂「知彼知己」工夫,即是洞悉我軍與敵軍戰力之陰陽虛實,亦是《呂氏春秋》所重視與強調的。

(2)莫見其形,隱於無形

善用兵者,勝於未戰,即非求勝於兵戰之發,而求勝於戰之未形,莫見其形實為無形的一種型態,在兵法上是以陰制陽,即是無形制有形的戰術運用。如《呂氏春秋.期賢》云:

嘗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失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

《孫子兵法.虛實》云: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用兵無形,是以陰制陽,無形使我軍處於神祕而不可測之陰暗處,使敵軍無法預料我軍戰力之虛實,兵力如何部署?如何調動?而敵軍卻始終處於明處,無法隱藏其戰力虛實,以致處於被動的險境。故《呂氏春秋.決勝》亦強調兵貴陰隱,隱則剋敵,其云:

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制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我暗敵明,以陰制陽,是以隱而難知之我軍,採形搏而集中之勢,攻敵之要害,一舉而乘之,則勝負之數,已可掌握。

(3)陽剛制勝、威懾敵軍

兵以勢勝,勢能顯威,而善用兵者,其兵未出,威聲懾敵,不待接戰,敵志瓦解,故《呂氏春秋》其亦重視以陽剛制勝、威懾敵軍之戰略思想如《呂氏春秋.論威》云: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

兵者,危事也,必置之死地而後生,故師之所出,將帥必無生歸之心,士卒乃有效死之念,方可決勝疆場,此亦為陽剛制勝,殲滅敵軍之戰略思想如《呂氏春秋.論威》云:

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己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

可見《呂氏春秋》在陰陽辯證軍事思想上是陰柔與陽剛並重、互用,此與重陰柔、棄陽剛之老子軍事思想有所不同。

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王智榮履歷表

姓名:王智榮 TEL:0928767551
出生地、日:宜蘭縣、1954年7月10日出生
學歷: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
經歷:陸軍步兵學校暨陸軍訓練指揮部政戰部主任
陸軍第八軍團政戰部副主任
實踐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大仁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和春技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
1、先秦兩漢陰陽軍事思想研究(博士論文約二十二萬字,2008、7)
2、《周易》軍事思想之研究(碩士論文約十四萬字,2005、6)
3、胡漢民政治人格之研究(碩士論文約十八萬字,1987、6)
4、周易兵略(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出版,2008、1)
5、易學與兵學之研究(評獲國軍軍事著作佳作獎,約十一萬字)
6、論《左傳》戰事的「筮」(第二屆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學術論文集第一期,2003.6)
7、易學與兵學的啟發與貢獻(博愛雙月刊第6期、第25卷,2002.12)
8、《周易》蘊含的戰爭哲理(陸軍學術月刊第440期,2002.4)
9、淺釋易學對軍人「內聖工夫」之啟發與存養(陸軍學術月刊第449期,2003.1)
10、易學變易思想與孫子兵法辨證思維研究(陸軍學術月刊第452期,2003.4)
11、論《左傳》鞍之戰(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學術論文集第二期,2004.6)
12、老子戰略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70期,2004.10)
13、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析探(陸軍學術月刊
第488期,2006.8)
14、司馬遷 - 《史記》軍事論述之易老陰陽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4期,2007.8)
15、黃老陰陽軍事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7期,2008.2)
16、雜家《淮南子》陰陽軍事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9期,2008.6)
17、雜家《呂氏春秋》陰陽軍事思想析探(2008年多元文化與族群語言學術研討會)

專長:中國文學、應用文、中國哲學、周易研究、周易與人生、周易與兵學、老莊研究、左傳與兵學、小說研究、政治學、兩岸關係、大陸問題研究。(中國文學、中國哲學課程為主、政治學課程為輔)

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司馬遷《史記》軍事思想之析探

提 要
一、司馬遷或對易學與道家思想有深厚淵源與興趣。而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史記》軍事思想之處,比比皆是。
二、司馬遷並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惟其通識兵書,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景況,實至「述事適如其事」的境界。
三、《史記》描述許多戰爭,惟描述之手法各有不同,有從山川形勢角度描述,有從奇正變化角度描述,有從戰略謀計角度描述,有從勝負得失角度描述,然而,本文則從陰(柔)陽(剛)之觀念析探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
四、司馬遷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極鉅,亦深刻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其最終之軍事思想是「慎重兵事」反對戰爭。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周易思想、老子思想、軍事思想

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司馬遷《史記》軍事思想之析探
撰稿人:王智榮
前言

《史記》不是單純的史事記載,其反映出三千年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過程。而且,《史記》一百三十篇中,關渉戰爭內容者,即多達二十八篇,字數十餘萬字言,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 ,其描述戰爭的景況,刻劃兵家的韜略與思想者,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樂毅列傳第二十、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蒙恬列傳第二十八、韓信列傳第三十三、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等。司馬遷為前之諸公作傳,豈能不讀其全書?再者,《史記》寫戰爭,對於軍事情勢、軍事行動方案及其用兵之法,敘歷生動異常,證明《史記》蘊含了豐富的軍事思想。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云:

我認為史官不知兵,若是指《漢書》以下諸著史之官則可,至於太史公司馬遷則殊不然。司馬遷是通識兵書,深知兵略之人 。

可見,司馬遷實為通識兵書,深知韜略之人,惟其《史記》對戰爭的描述,是否受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殊值觀察與研析。

史記與易、老之關係

據史所載,司馬遷或對易學與道家思想有深厚淵源與興趣,然就,目前所見
研究《史記》兵學的論文,以「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史記》軍事思想」為研究方向者,尚付厥如,作者不揣淺陋,為文析探祈先進賜教:

一、《周易》與《史記》

《周易》經也,《史記》史也,經史本為一體,語其名可分,覈其實則為一體。,如先秦時期史官精通《周易》,在以史解易中,已顯現出其深邃的歷史眼光,並促使史學思想的進步,吳懷棋《易學與史學》云:

在中國史學史上,歷代大史學家大多對《周易》有精深的瞭解。司馬遷的家學中有易學的傳統,他自己在漢初的易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易學對司馬遷史學的影響非常明顯。

事實上,以易解經之大儒所在多有,如司馬光《溫公易學》體現其歷史觀之特點,宋儒楊萬里《誠齋易傳》是以史證易的代表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且云:

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如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

其次,王船山的易學思維特徵對其史論著作《讀通鑒論》、《宋論》亦產生重大影
響。近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社會史角度詮釋《周易》,是則以《史》
論《周易》,並謂《周易》具有豐富的戰爭意涵, 或有許多值得探究之處。再者,
司馬遷亦於《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云:

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熟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太史公意謂田氏代齊有國,非必事勢之積漸使然,易止之占已兆其端,史之與易關係至深,由此可見。且司馬遷於《史記》中所提易之制作如后: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我於易則彬彬矣」 。

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

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

事實上,《周易》思想對司馬遷影響是非常巨大而深遠,在《史記》中頻頻彰顯,例如《史記》的一些篇章記載《易》占卜事件,《陳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三次記載周太史和齊懿仲卜陳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后將取代齊侯;《魏世家》、《晉世家》兩次記載華萬卜仕晉國之事,卦象顯示華萬之后必大,又如在《十二諸侯年表》和《齊太公世家》等篇章中亦有一些占卜記載,《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則為占卜者所作的傳記。這些易占材料,亦彰顯其對《周易》的重視,惟司馬遷願將《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列入,以今日科技眼光,或稍顯司馬遷時代局限,不過,《周易》中受《周易》思想影響的尚有「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原始察終」、「尚德」、「謙抑」、「通變」及其人生觀亦受《易傳》極大影響, 這些均透過《史記》,而豐富了中華文化,這亦是一項巨大貢獻,誠然,中國史學在遠古時期即與易學結下不解之緣

二、《史記》與《老子》

《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是一部承上啟下富有獨創性的史書。鄭樵《通志總序》云:

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本紀紀年,世家傳,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史記》史學也,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劉知幾《史通.惑經》
云: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

因而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然而,司馬遷兼有史家與子家的双重身分,所謂子學,章學誠《文史通義.釋通》云:「《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 ,即是說太史公亦謂是司馬子。且劉勰《文心雕龍.諸子》曾謂子學的含義:「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 。因而子學的基本理念則在於「入道見志」,所以司馬遷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子家的性質,事實上,一官所守,一技之專,皆可以入道言志,皆可以為子學,先賢錢基博亦云:

昔太史公宏識孤懷,意有所鬱結不得通,錄秦漢,略跡三代,上紀軒轅,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當作史記讀。心知其意而無其人,故曰藏之名山,寄意是書,略人之所詳,揚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學,而人或作方志讀。心知其意之期來者,亦只俟之其人。……通子之意於傳記。

所謂太史公原始察終,以史之體為諸子立傳,確為其《史記》之特色,例如,司馬遷敘述人物,並不限於王侯將相,而遍及於社會各階層;也不限於政治,而涉及於社會各部分,凡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學及其他方面有所貢獻的人,都為他們立傳。而《史記》七十列傳中,有隱士如伯夷列傳第一;有哲學家、思想家如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仲尼弟子列傳第七;有文學家如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有政治家如商君列傳第八、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李斯列傳第二十七;有軍事家如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樂毅列傳第二十、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蒙恬列傳第二十八、韓信列傳第三十三、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有縱橫家如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有刺客如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有俠士如游俠列傳第六十四;有醫卜、星相如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龜策列傳第六十八、日者列傳第六十七等等不一而足。另司馬遷於《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云: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則不然……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

蓋道家向宗老子,老子是道家的代表,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且從「論六家之要指」中可以察覺,其對道家的欣賞與重視或不在儒家之下。而《莊子.天下篇》亦云老子「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堅則毀、銳則挫」等等,最後則稱其為「古之博大真人哉! 。」可見其對老子之肯定與推崇。

老子既是司馬遷心儀之士,故於《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記述老子云: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

《史記》七十列傳中有〈老子韓非列傳〉摘要如下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而老子深遠矣 。

《史記.儒林列傳》亦有提老子者如后:

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

從《史記》陳列資料,可證司馬遷對老子的景仰與學習是肯定的,如劉甫琴《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云:

司馬遷之根本思想為道家。……司馬遷書中的道家成分,就歷史的意義說,應稱為「老學」;就時代的意義說,應該稱為「黃老」;但就學術的體系意義,應該稱為「道家」。這種思想的中心是在《老子》一書。

《史記》中易、老陰陽軍事思想探析

目前研究《史記》軍事思想著作者則有施丁〈史記寫戰爭〉 、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 、陽平南〈史記兵謀初探-以所載兵家和徵引兵法為範圍〉 、張大可〈司馬遷的戰爭觀〉 、蔡信發〈從史記論將帥之道〉 渠等對司馬遷《史記》的兵學或用兵思想以及對戰爭的形勢、戰略態勢、戰爭計謀、戰爭勝負得失,似作了詳細的研究與析探,惟研究《史記》易、老軍事思想,正如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云:

我認為史官不知兵,若是指《漢書》以下諸著史之官則可,至於太史公司馬遷,則殊不然。司馬遷是通識兵書,深知兵略之人,必然也明曉兵制之始末。……至於司馬遷的兵法之學,則為歷來史官之所不及,只是兩千年來,學者忽略此事,未及發明而已 。

事實上,司馬遷並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但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的景況,似至「述事適如其事」的境界,以此斷論,《史記》易、老軍事思想,實有進一歩深層探究的價值。

一、《史記》戰爭中易、老之剛(陽)柔(陰)用兵思想

司馬遷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的景況,從易、老剛柔(陽陰)的觀念探究司馬遷軍事思想的內容,列舉大要如下

(一)、剛柔並重與並用之易學軍事思想

就兵學而言,易學是剛柔(陽陰)並重與剛柔(陽陰)並用的;如春秋末年,越國的范蠡在《國語.越語下》記述他輔助越王勾踐伐吳時有一番議論如下: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

種種證據顯示,兵家已將剛柔辯證思維模式運用在兵學上,並由此發展出許多兵學中相對的觀念,例如:「先後、遠近、攻守、勞逸」等,且以人事相參天地,並觀察天地虛盈、日困月盈現象,以瞭解軍事戰力上的此消彼長。

(二)、以柔克剛的老子軍事思想

但是,老子從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中覺察到對立統一規律,並有系統地揭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其廣泛論及各種對立關係,如陰陽、剛柔、強弱、虛實、難易、厚薄、壯老、重輕、巧拙、長短、高下、前後、正反、始終、主客、禍福、利害、損益、治亂、興廢、生死、去取、得失、有無、開闔、歙張等等,且從對立關念中特別崇尚「柔弱」。柔弱勝過剛強,則是老子學說的基本觀點之一。老子認為,「柔弱」是生機和活力的象徵,是發展、壯大的起點,而「剛強」或「堅強」則顯示事物的發展已經趨於極限,再往下便是走向死亡,其又謂:「兵強則不勝」、「柔弱處上」,所以老子把「守柔處弱」作為戰爭的指導原則之一;此外,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理所當然也要效法自然的「柔弱」,作戰用兵,都不能例外,其云:

守柔曰強 。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 。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

所以老子軍事思想是以柔克剛之另類思考模式。

(三)、剛柔用兵思想例證

《史記》中描述了許多的戰爭,但描述的手法各有不同,有的從山川形勢角度、有的從奇正變化角度、有的從戰略謀計角度、有的從勝負得失角度描述,然而,本文則從剛柔(陽陰)的觀念探析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

1、先柔後剛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第五》敘齊兵伐魏救趙的戰役,其引文如后:

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 。

孫子因勢利導,三次減灶,使龐涓遇伏,大敗魏師。即是一種先柔(三次減灶)後剛(龐涓遇伏,大敗魏師)的用兵思想表現,亦是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的例證之一。

其次,《史記.高祖本紀第八》垓下戰役,韓信領兵三十萬,而以退卻欺騙項王,則亦是先柔後剛的用兵思想表現。其引文如后: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 。

垓下戰役勝敗關鍵,祁駿佳《遁翁隨筆》描述最深刻清楚,其云:

遷《史記》垓下之戰云:「淮陰侯初交,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淮陰侯復乘之,項羽大敗。只此數語,而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所謂左古奇兵如鳥兩翼者,已盡於此矣。兵法諸書,累千百言而未悉者,遷以數語盡之,乃知遷常究心於兵法,不淺也 。」

誠然,垓下戰役勝敗關鍵,在於韓信統領三十萬大軍,卻示弱退卻,以欺騙項王,此即祁駿佳《遁翁隨筆》所云:「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而佯卻舉措,即是先柔(韓信統領三十萬大軍,示弱退卻)後剛(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的用兵思想表現,亦是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的例證之二。

再則,《史記.商君列傳第八》商鞅為秦伐魏戰役如後:

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

商鞅為秦伐魏,與公子卬相拒,遺書誑以願「樂飲而罷兵」,公子卬從其意,導致襲虜魏公子卬而破魏,是先柔(樂飲而罷兵)後剛(襲虜魏公子卬而破魏)的例證之三。

2、用剛棄柔失敗的用兵思想例證

《史記.高祖項羽第七》在在顯示,項羽僅知憑藉其有形的戰力與剛猛的勇氣,而欲得天下,殊不知僅有剛勇,而無柔智,絕無法成其大業,太史公於項羽本紀中描述最為確切,其云:

太史公曰: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


《周易.乾.文言》傳文云:「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因此,就《易傳》的觀點,反對「亢」,「亢」即是過剛,項羽即是過剛,而不知以柔智取勝。老子軍事思想亦是以柔克剛,例如:

守柔曰強。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剛愎愚昧,自恃勇武,是奮其私智;不向前人學習,不記取前輩成敗經驗,即是不師古,所以克敵致勝,主要不在兵將剛勇,而在能柔且有智術,過亢或過剛,「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即是「用剛棄柔」失敗的用兵
思想例證。

3、以柔克剛

項羽兵敗,被困垓下,極謀脫困,並作困獸之鬥,惟仍猛不可當,此時漢軍卻以極柔和的鄉音「楚歌」,擊垮項羽與楚軍的戰鬥意志,如《史記.高祖項羽第七》一段描述: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乃悲歌亢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

一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不世英雄,只因「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而其剛鐵般戰鬥意志,即被徹底擊垮,甚至「項王泣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這是多麼悲壯悽涼的景況,漢軍以「楚歌」擊潰楚軍的心防,此即是以柔克剛的用兵典範。

二、《史記》戰爭中易、老之奇(陰)正(陽)用兵思想

《周易.說卦》所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易》之變易,植根於陰陽剛柔,無陰陽剛柔即無變易,《繫辭上傳.第五章》云:「陰陽
不測之謂神」,就是說陰陽的變化,神妙莫測。如《繫辭下傳.第八章》所云: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不可為典要」,即是無常定不變的格式,難以預料。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即是無形,謂之道;形而下者即是有形,謂之器;兵聖—孫子所重視的即是無形的形,是變化多端的形,是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的形,是變化無窮的形,更是《繫辭下傳》所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之意。

至於老子則有「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思想, 並且由於觀察水的變化,而發展出一套辯證理則,其云:「天下柔弱莫如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沒有一定的形體,但它卻可以適應任何的環境,會依其性避高趨下,不過,在水集聚成一定的量時,它就會產生能量,例如,洪水即有無堅不摧的能力,所以老子認為「水以柔勝」,且發展出以柔克剛的用兵之略;一代兵聖孫子亦有此體會,他觀察宇宙萬物的變化,以及戰爭中敵我態勢的變化,更深入探究用兵之道,實與老子「水以柔勝」的以柔克剛用兵之略,有異曲同工之妙。孫子且進一層發揮他的用兵之略,其於〈虛實篇第六〉云: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 。

又云: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

因而,孫子亦體認出,一切事物均是變動不居的,連一年四季亦有所變化,所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用兵之道同流水一樣,沒有固定的形式,必須根據敵情的變化,採取因應的對策,如此才能因敵制勝,所以他說:「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然而,就兵學而言,《周易》陰陽、「剛柔」的變易思想與老子「柔弱莫如水」、「以柔克剛」辯證思維是相同、相通的,而且,柔即是「奇」,剛即是「正」,因此可轉換為兵法上「奇正」、虛實、攻守、進退,以使兵法變化無窮。孫子對此亦有深刻體會,其認為,用兵之道,重在「奇正」二字,「奇正」相互運用,變化無窮,所以奇與正是《孫子兵法》中,非常重要的相對觀念;其次,老子認為「兵強則不勝」、「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如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弱之勝強,柔之勝剛」,所以十分重視「以柔克剛」的用兵思想,因此老子「剛柔」的「柔」在兵學中,其意義即是「奇正」的「奇」字,嚴靈峰〈老子思想對於孫子兵法的影響〉亦云:

如何才是「以奇用兵」呢?依老子的思想,用「奇」就是要「守柔」和「持後」;即以柔克剛,以疆為弱,反客為主,以退為進。……老子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孰知其極?」這不是為孫子兵法「用奇」之所本嗎 ?

以此之故,《老子》一書蘊含豐富的「以奇用兵」之軍事思想;不過,歷代兵家對奇、正均有不同的詮釋與意見,〈尉繚子.勒卒令第十八〉云:

夫早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早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 。

尉繚子認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是有效的制敵方式,曹操說:「正者當敵,
奇兵從旁,擊不備也」;李靖《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亦云:「凡兵以向前為正,後卻為奇。」 梅堯臣釋為:「動為奇,靜為正」,事實上,「兵者,詭道也」,詭道就是:「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令變者,奇也」,這是甚好的詮釋,然而,孫子則又有一番說詞與論點,其於〈兵勢篇第五〉云:

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

凡戰者 ,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嚐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
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

一般而言,先出為正,後出為奇;常法為正,變法為奇;正面為正,側翼為奇;
守備為正,突襲為奇;奇與正,互生互輔,變化無窮。帶兵作戰,就必須「以正合,以奇勝」,因為兩軍相爭,無不正,無不奇,所以要以奇制勝,歷史上以奇兵制勝的戰例非常多,例如,韓信背水一戰使戰士「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人人奮勇殺敵,《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描述: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
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 !」

韓信果然「破趙會食」,此即是以奇制勝的戰例。

再者,《史記.田單列傳第二十二》描述,田單用反間計,使惠王與樂毅有隙,致令無能之騎劫替代有能之樂毅為大將,開創勝利之契機;且誘使燕軍盡劓齊諸降者及挖掘即墨人墳墓,激起齊軍反抗燕軍之堅強意志;然後又使老弱女子乘城,並遣使約降於燕軍,鬆懈燕軍戰鬥意志,最後田單運用火牛陣,大敗燕軍,收復齊國七十餘城。太史公司馬遷贊云: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户;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

其次,不知奇正變化而導致失敗案例如《史記.宋微子世家第八》,敘宋襄公與楚成王泓之戰云:

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 。」

宋襄公所云:「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是戰爭中之愚見,故司馬遷借子魚之言而云:「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說明戰爭是要奇正變化的絕無一定之常勢,因為戰爭的目的是徹底摧毀敵方的力量,是用盡一切方法以致勝的,這是何等明智之見。

再如,《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描述韓信命伐趙時,趙以陳餘為帥,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云:

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

廣武君李左車願以三萬人自將,絕韓信輜重,使陳餘堅壁勿戰以困韓,但陳餘如司馬遷所云:「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廣武君策不用 。」陳餘不知奇正之略,不從廣武君李左車之策,故終為漢軍所敗。

總而言之,奇與正為用兵之道,與易、老之陰陽、剛柔的辯證思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唐太宗云:

吾之正,使敵視之以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形人者」歟 ?

況且,孫子的「奇正相生、以奇制勝」,是由陰陽燮理所推演而成的用兵之道,
其與易、老奇正用兵思想可說是互相發明。

三、從《史記》戰爭記敘中發現易、老之陰陽軍事思想

《史記》這部歷史名著,不僅描寫人物適如其人,且描述戰爭的景況也細膩
非凡,適如其事;由於司馬遷通曉兵書,嫻於兵略,故在許多戰爭的描述中,自然的表達了對戰爭的看法,再者,司馬遷深受易、老思想極深,而從這些的看法中,我們亦可發現或推測出司馬遷豐富的易、老之陰陽軍事思想。

(一)、反戰思想

《周易》除了《師》卦是專門講戰爭的,尚有三十個卦及七十五個彖、象、卦爻辭,提及戰爭字眼,然而,《周易》這部經書,雖然將近有一半的卦是講到征戰的事,但是《周易》已深刻體認,戰爭實為「國之大事」,關係到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惟戰爭亦為「凶事」,即使戰爭取得了勝利,也是以犧牲許多人的生命,消耗大量的物力財力為代價的;例如,李鏡池《周易通義》亦有中肯的評斷:

《周易》作者對邦交問題,主張和平相處、反對侵略。《比》卦、《觀》卦都談到這個問題。而本卦(指兌卦)談得更全面。首先提出和平共悅的宗旨;中間指出侵略者、威懾者、和談的破壞者總是沒有好下場的;最後說明要用引導方法實現和平共悅 。

因此《周易》不主張以戰爭去征服別國,更反對窮兵黷武,而主張國與國之間要友好相處,和平共悅。實質而言,《周易》所論述的是愛好和平的反戰思想 。我們可以從許多的經文中去證實這一個論點。

《老子》目睹春秋、戰國時期「捐禮義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因而激發其強烈的反戰戰略思想。其云: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

由上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殺人之眾,悲哀泣之」等觀察, 實可顯示《老子》是以反戰為其陰柔戰略思想。

誠然,楚漢相爭八年,漢初上接嬴秦之虐,天子無法具鈞駟,宰相或乘牛車,國家勢需休養生息,以故黃老思想興起, 而《周易》思想與黃老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易、老思想均是反對戰爭的;且從《史記》的許多戰爭中,亦可例證《史記》蘊含易、老反戰陰柔軍事思想如后:

1、武安君之死、死非其罪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趙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之後,武安君敗趙括軍於長平,降卒四十萬人,詐而盡坑殺之。其後,秦王竟賜劍令武安君自剄。司馬遷有精彩細膩之描述:

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死而非其罪。

《周易.繫辭下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逆天殺戮,自受其不祥。《老子》亦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從此角度檢視武安君白起上將軍所云:「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之語,所以,司馬遷云:「武安君之死也,……死而非其罪」,是何原因?實因武安君殺戮過多,從此事例,即可例證司馬遷深受易、老思想,且在其論述中反映出反戰陰柔軍事思想。

2、輔秦應以道德,而非殺伐

王翦、王賁、王離三世為大將。王翦嘗將大軍六十萬人,大破荊軍,殺其將軍項燕,虜平荊地為郡縣,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王賁皆已死,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若以純軍事眼光而言,王離是秦之名將,且率領強盛之秦兵,攻打剛聚合的趙軍,必然是手到擒來,不過,司馬遷卻借「客曰」而發議論,其云:

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 。

其後,王離果為項羽所虜。在本傳最後司馬遷更云:

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 !

太史公借戰史而發議論,其主要目的,即是表達輔秦應以道德,而非殺伐,而其旨意即在,殺戮過多,必將滅亡,則《史記》論旨與易、老反戰之思想可謂不謀而合。

3、殺伐誘降者,不得封侯

李廣之從弟李蔡,所建立之功勞與名聲遠不如李廣,然而,李廣未得爵邑,封官亦不過九卿,惟李蔡卻為列侯,位至三公。甚至,李廣之部屬,才能平平者,亦有數十人以軍功封侯,所以李廣曾與望氣者王朔私語,《史記.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五》有細膩描述: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

李廣為隴西守,卻誘降羌人八百餘人並詐而殺之,此種殺戮之過,使李廣本人亦無法釋懐,故太史公亦借望氣者之語云:「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此亦反映《史記》論旨與易、老反戰之陰柔軍事思想。

4、兵者凶器、好戰必亡

《史記.越世家第十一》敘勾踐欲伐吳國而范蠡諫止如后:

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其諫伐匈奴一事如后: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

如上所述,范蠡諫止勾踐伐吳,並云:「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好用凶器,行者不利。」而主父偃者,其人學易而諫伐匈奴,其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兵者凶器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等,凡此均顯現深受易、老反戰軍事思想影響。

(二)、「尚謙」思想

《周易》在《謙》卦中亦有一些「尚謙」軍事思想,例如:

《周易.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周易.謙六五、象傳》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語:

侵伐爭事,惟謙德之君宜之。以見六五之謙非姑容,乃盛德也 。

又如:
《周易.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周易.謙上六、象傳》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李綱語:

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語類云:

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止退處一步耳 。

誠然,《周易.謙》之軍事思想,其論旨強調,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時亦不得不用兵。所謂侵阮徂共,一怒安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非力征也,征不服也。
惟本謙德以用兵,則無不利也。

其次,老子亦有「重積德」謙沖之軍事思想,例如: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

《韓非子.解老》云:

故曰:「早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

《韓非子.解老》認為,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然「重積德」則是「尚謙」的思想,所以韓非子視老子之「重積德」為「尚謙」之軍事思想。

其次,《老子.大國者下流》云: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大者宜為下 。

所以大國對小國謙下,即可取得小國的人事;小國對大國謙下,就可取得大國的兼畜。自處謙下,則各得其所欲。然而,大國小國均應謙下,因小國謙下,即可保全自身;而大國謙下,則令天下歸往。《老子.用兵有言第六十九章》云:

用兵有言,……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 。

《老子.善為士者不武第六十八章》云: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 。

所謂「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不爭之德」,實為老子「尚謙」軍事思想事,而此,亦或是退處一步的處理思維。然而,大抵「尚謙」自是用兵之道,所以老子「尚謙」的軍事思想,其與《周易》軍事思想事可謂不謀而合。

誠然,司馬遷受易、老的思想極深,故在描述《史記》戰爭中,極其自然的反映其「尚謙」陰柔軍事思想,茲列舉例證如后:

1、持盈守威、收歛驕溢

《史記.春申君列傳第十八》黃歇上書說秦昭王云: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抜燕、酸棘、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疆,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 。

此為春申君勸秦昭王應當持盈守威,不可驕溢,故再警之曰:「王可謂能矣」,「功亦多矣」,「威亦單矣」,若秦昭王尚知收歛自守之道,則無後患,否則貽禍無窮。此為「尚謙」之道,與易、老「尚謙」陰柔軍事思想相同。

2、輕易用兵,不知優禮將士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對於趙括言兵一事有細膩描述如后: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盡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

依司馬遷記述,趙括言兵自誇:「天下莫能當」,此即違反易、老「尚謙」軍事思
想。且其父趙奢謂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即是趙括「輕易論兵」此亦違反易、老「尚謙」軍事思想。再者,括母述括父為將之時,「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故奢能尊賢,友益,優禮將士如此;而括為將,擅作威福,軍吏不敢仰視,其不能親愛士卒如其父,實亦違反易、老「尚謙」事思想。總而言之,趙括其人,誇大輕浮,喜談兵事卻輕易論兵,且不知優禮將士,嚴重違反易、老「尚謙」陰柔軍事思想,最後敗軍亡身,或是有跡可循。

結語

總而言之,司馬遷既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無法列入兵家之林,惟其
通識兵書,深知韜略,故在許多戰爭的描述中,自然表達了對戰爭的看法;其次,司馬遷因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且易、老又蘊含豐富的軍事思想,從而在《史記》許多戰爭的例證中,我們亦可反映、發明或推闡出司馬遷豐富的易、老之軍事思想。

再者,司馬遷生當漢武帝積極用兵以致帶來嚴重後果之時,厭戰情緒似乎是可預想的,尤其,司馬遷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極鉅,如老子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而《周易》所蘊涵的二個重要的觀點則是「生生之德」與「太極和諧」,所以司馬遷深深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最終其軍事思想是「慎重兵事」反對戰爭。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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