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戰國、秦漢之際,出現一種很特殊的思想,稱為「黃老」。這種思想結合「黃帝」與
「老子」為象徴,其後因為吸收各家學說精華,終於形成政治性的哲學思想。
二、「黃老學」過去或稱為「黃老之學」。自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經法》、《十大
經》、《稱》、《道原》四種古佚書後,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和檢討「黃老學」。
三、黃老學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而陰
陽、道、法思想則為黃老學的主要思想。
四、黃老學,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
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可見黃老學的時
代適應性。
五、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
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
六、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
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必須「盡天
極,用天當」,即是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且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關鍵字:黃老思想、原始道家、軍事思想、作爭、不爭、陰陽
前言
「黃老學」過去或稱為「黃老之學」。自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四種古佚書後,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和檢討「黃老學」。部分研究者根據四種古佚書之內容特色,將其稱為「黃學」或「黃帝學」。
其次,亦有人將老子一派道家的學說稱為「老學」。亦有研究者視四種古佚書、《慎子》以及《管子》中某些篇章的道、法結合特點,並將這類學說統稱為「道法家」[1]。
事實上,黃老學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且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
再者,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然而一般人僅瞭解《老子》,對黃老學卻極其陌生,亦甚遺憾,故筆者不惴孤陋,乃針對其陰陽軍事思想提出一己之淺見,並請方家不吝賜教。
黃老學產生背景與特徵
在戰國秦漢之際,我國哲學史上出現了一種很特殊的思想,稱為「黃老」。這種思想結合「黃帝」與「老子」為象徴,其後因為吸收各家學說精華,終於形成政治性的哲學思想,諸如戰國時代有名的道法人物申不害、田駢、慎到、環淵、接子、韓非等人,因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2]」《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3]」西漢有名的文景治術稱「黃老」,以「清靜無為」為主,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亦有深入解說如后:
不多干預的帝王、宗室、公卿、名相,如文帝、景帝、竇后、張良、曹參、黃生諸人,太史公說他們「好黃老」,就是東漢君臣桓帝、楊厚、曹王英、矯慎諸人,或祠祭老子,或獨擅陰陽學,或禮佛齋戒,或隱遯穴居,范曄《後漢書》也同樣說他「事黃老」、「修黃老」、「學黃老。[4]」
因而,上述將「黃」、「老」並稱或合稱而集合成一個名詞、名稱或概念,是出自於漢人之手。然而,從先秦將黃帝、老子單獨記述到漢初出現「黃」、「老」並稱或合稱,並非僅是名稱的改變,而是暗含著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的變遷,亦意味著一個新學派的成熟,且證明「黃老」已作為對象性存在而活動著,並已經自成一家。
再者,上列有名的道法人物如申不害的生卒年代約在公元前385年至前337年之間,慎到的生卒年代約在公元前395年至前315年之間。田駢、環淵、接子的生卒年代雖已無法詳考,但他們皆曾講學於齊國的稷下學宮,差不多是與齊宣王、齊湣王同時期的人,其學術活動期約在公元前319年至前284年之間,均是戰國中後期人士,這些學者都本於「黃老」或學習「黃老」,可以證「黃老」這個學術,至少在戰國中期已經產生,再經田駢、環淵、接子等人之中間環節的轉承、傳播,最後盛行於秦漢間。
不過,從先秦以迄兩漢,在前述道家、陰陽家、兵家等,及如此眾多的黃帝傳說與著作中,黃老學其融合清靜無為的老子(道家)思想與法家政論以及陰陽五行、兵家思想,最後,且與歷代政治的治術相結合,而發展出圓熟的政治哲學。
一、產生之背景與特徵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繼春秋時期發生的封建變法,更進一步實行社會改革,首先是魏文侯在其即位的四十多年的時間內,先後任用李悝、翟璜、吳起、樂羊、西門豹、卜子夏、段干木等一批政治家、軍事家與思想家,對舊的政經體制進行檢討與改革,使得魏國成為戰國初年的頭等強國。嗣後,韓、齊、楚、秦、燕、趙等國也相繼進行社會改革,都大大改變了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最後形成了戰國七雄的局面。
(一)、思想環境
然而,每一種思想都是歷史的產物,因為每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生,都是依據、順應該社會的政治、經濟之狀況而發展,故於春秋、戰國時期進行嚴厲的社會改革之時,當時的思想文化,亦是首當其衝必須面對挑戰,因此,思想與文化必須是與新時代、新制度相輔相乘,緊密配合,否則思想文化將流於虛空玄遠、不切實際,最後必然為時代所淘汰,例如春秋以來所產生的儒、墨、道、法、陰陽等各各思想流派,得經常按照時代精神去調整其理論體系,才能使該學派得以生存發展,而不致與現實隔隔不入。且以老子所創立的道家為例,眾所皆知,道家是以無為的「道」作為宇宙原理和評判價值合理性的最高標準。而這個無為的「道」,並經過莊子的創造制作,對於洗滌心靈、拓展人的思維空間、培養人的超越意識以及開闊人的胸襟、自適生活、安頓自己均有極佳的功能。不過,道家所著重的是天道問題,如《老子》第二十五章云: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原作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原作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
所謂,人法天地之無不覆載,天地法道之無不生成,道即是根本。然而《荀子.解蔽》云:「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6]其實,此亦說出道家始終處於天道自然與人道有為二律反背的尷尬之中,且亦顯示道家著重天道問題但對於與天道相對應的人道卻有關照不足之嫌,此亦顯示道家對於現實的人文精神與問題,實有規避的傾向。因而,道家故有瀟灑脫俗、無居無束的自然生活以及虛靜、無為、無事、柔弱、不與人爭之超越現實觀念的人文精神,但其刻意拋棄或反對傳統的宗法秩序和新興王權之政治權威,這顯然與充滿變革氣息的戰國時代精神相違悖,因此,就老莊道家而言,要能適應戰國時代的大變革之需求,就必須有所調整,才能創新自己的表現方式和存在價值,而黃老思想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從老莊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新思想與學派,以補強道家對人道關照不足的缺失,丁原明《黃老學論綱》云:
黃老學產生於戰國,它首先是那個偉大變革時代的產物。倘若沒有戰國偉大變革的時代精神的滋潤,老莊道家的分化將難以產生,因而也無所謂有黃老學的[7]。
由上段論述得知,黃老學產生於戰國,確有其思想文化條件,且由於受社會變動和政治與經濟的改革,造成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想亦達致百家爭鳴的高潮與氛圍,於是形成各種學說互滲互輔的思想格局,其如《荀子.解蔽》解說: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8]。
誠然,不論儒、墨、道、法、陰陽各家,均為道之一隅,各有所蔽與偏失,以儒、道兩家而論,如果道家的缺失為「蔽於天而不知人」,那麼儒家的短處或是「蔽於人而不知天」,因而,戰國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只能是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隅,因此,戰國時期原始道家,在互滲互輔的文化格局中,吸取各家所長,調整自身以適應戰國多變的環境條件,如此乃蘊育出新學派的誕生,而黃老學所以能產生於此一時,或許即基於百家爭鳴的文化條件。
(二)、文化內涵與特徵
戰國末期以迄秦漢之際,以黃帝傳說的著作,紛湧出現,依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多達十二類、二十一種,四百四十九(一作七)篇(卷),其餘托名黃帝臣子的亦有一百二十九篇[9];對於黃帝其人之虛實,及其傳說之源起,或如太史公的看法,承認太古或有某帝王似為黃帝化生,至於黃帝各種事蹟流傳之真實程度,則似可說絕大部分是出於依托與附會。目前,部分人士誤將上述之先秦一些記述黃帝言行的書,或托名於黃帝的道家著作,即稱為「黃帝學」,且將老子原始道家的學說稱為「老學」,並將「黃帝學」與「老學」結合起來,統稱為「黃老學」。這種說法,實無益於對黃老之學的理解,因為,黃老學從狹義而言,是指托名於黃帝而推行老子道家某些思想的一派,從廣義而論,則是指以道為核心而兼取百家之學的道家思潮。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即云:
黃老思想是以道法思想為主,而擷採各家的君術。戰國時期的法家,如申不害、慎到、韓非諸人,都深帶黃老氣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與班固《漢書.藝文志》或稱之為「道家」,……他所謂的「道家」,正是指的黃老道家。照他的說法,「黃老」思想是以《老子》的雌柔,反智哲學為基礎,兼採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主虛靜、講無為,並將之轉化為尚因循、重時變,又運用刑名以防姦欺的君術[10]。
而丁原明《黃老學論綱》對黃帝學之文化內涵亦有極佳之解說:
黃老學的基本內容應當是「老」而不是「黃」,應當是「道」及其對百家思想的提取,而不是老學與黃帝學的結合[11]。
黃老之稱雖指的是黃帝老子,黃老之學卻與黃帝、老子不是一碼事。陳麗桂認為「黃老」思想是以《老子》的思想為基礎,兼採陰陽、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彙集而成;而丁原明亦認為「黃老」思想是「老」而不是「黃」,應當是「道」及其對百家思想的提取。這兩位學者都認為黃老思想均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在這一觀點上,可謂看法一致。惟黃老學的主要思想內涵殊值探析如后:
1、陰陽、道、法思想為主要思想
在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湖南省博物館於長沙市馬王堆發掘二號與三號兩座漢墓,而在三號墓還出土了大批極為珍貴的《老子》帛書,依駢宇騫、段書安合編《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將帛書的內容大致分為甲、乙兩大類如后:
(甲)
1、《老子》甲本,無篇題。
2、《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一,無篇題。
3、《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二,無篇題。
4、《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三,無篇題。
5、《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四,無篇題。
(乙)
1、《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一,〈經法〉。
2、《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二,〈十大經〉。
3、《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三,〈稱〉。
4、《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一,〈道原〉。
5、《老子》乙本[12]。
帛書《老子》甲本的字體在篆隸之間,乙本的字體為隸書;甲、乙兩本各附抄有四篇古佚書,《老子》甲本,卷後四篇古佚書均無篇題,第一篇約五千四百字,講慎獨、主性善,它紀錄了思孟的五行學說,龐朴認為可能是《孟子外書》中的某一篇,帛書整理小組稱之為〈五行〉(整理者原為《刑德》)[13]。第二篇約一千五百字,是伊尹和湯對〈九主〉之相對問答,文中講到九種君主,特別肯定「法君」,充滿了法家刑名色彩,整理小組稱之為〈九主〉。第三篇約一千五百字,是有關兵家論述攻戰守禦的內容,整理小組稱之為〈明君〉。第四篇約四百餘字,殘缺甚多,文義不明,綜述「五行」和德、聖、智的關係,整理小組稱之為〈德聖〉[14]。
帛書《老子》乙本前四篇古佚書皆有篇題,為〈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約一萬一千一百六十餘字。部分學者認為這四篇古佚書或即為《漢書.藝文志》中列在道家的〈黃帝四經〉,而〈經法〉全篇充滿道、法及刑名理論;〈十大經〉記載黃帝初立,以及他的大臣如黑力(即力牧)、閹冉、果童、太山之稽(即大山稽)、高陽等人相互問答之詞,因此可能是《漢書.藝文志》中所列的〈黃帝君臣〉,或是列入兵陰陽類的〈力牧〉。〈稱〉全篇一千六百字,是道、法家色彩的格言集錦,帶有樸素的辯證法。〈道原〉全篇四百六十字,內容在推究道之體貎、性徵與功能,屬道家言[15]。
然而,黃老學就思想性質而言,可說是兼採各家,應是不爭的事實,至其主要思想性質,如〈九主〉裡的道家思想,摘要臚列如后:
天,……,復(覆)生萬物,……禮數四則,曰天綸,……四綸成則,古今四綸,道數不代(忒),聖王是法,法則明分。
又云:
復(覆)生萬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不可為二名,此天乏(範)也。
此處之「天綸」、「天乏」亦就是天地分四時以覆生萬物,且生物而不私其物,此為「天道」、「天地之則」,這是道家的基本概念,此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6]」及「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17]」是相同的概念。
其次,在黃老學裡,「法」與「道」是相輔相乘的,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云:
抽象的「道」如果要讓它在人事社會,尤其是政治層面運作上產生功能,就每每必須下降落實而為刑名、法術。刑名法術正是「道」在社會,尤其是政治層面上的體現[18]。
因而,法是道所派生,由道而來,如《黃帝四經.經法.論約》云:
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天地之恆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是故,萬舉不失理,論天下而無遺策,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胃(謂)有道[19]。
這裡說明「法」生於「道」,而「法」源起於「刑名」,此亦是法家的思想。
再者,黃老學之陰陽思想,如《黃帝四經.經法.正君》云:
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胃(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胃(謂)之武,(文)武並行,則天下從矣[20]。
《黃帝四經.經法.四度》云:
君臣當立(位)胃(謂)之靜,賢不宵(肖)當立(位)胃(謂)之正,動靜參於天地胃(謂)之「文」,……。靜則安,正治,文則明,武則強。安得本,治則得人,明則得天,強則威行。參於天地,闔(合)於民心,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21]
作者顯然刻意地將天地自然運作觀念,與人世間的政治運作,層層緊密結合,並讓這些政治舉措顯得名正言順、當皇正大。為了強化其結合之緊密程度,在《黃帝四經.經法.論》更有詳細之解說,其云:
人主者,……,號令之所出也,……。不重天則失其神,不重地則失其根。不順【四時之度】而民疾。不處外內之立(位),不應動靜之化,則事宭(窘)於內而舉宭(窘)於【外。八】正皆失,……八正不失,則與天地總矣。[22]
人主立國施政要尊天、重地、順四時之度,以定外內之位,應動靜之化,如此,對內政事通達,對外征伐順利,而且,人主若能遵守八正,則能與天地合而為一,此為陰陽家順天應人、天人感應的思想。再如《黃帝四經.經法.論約》云:
始於文而卒於武,天地之道也。四時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數,天地之紀也。三時成功,一時刑殺,天地之道也。四時時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代正,冬(終)而復始。【人】事之理也,逆順是守。功洫(溢)于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無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23]。
春夏秋冬四時有度,是為天地之理。日月星辰三光有數,是為天地之綱紀。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循環,周而復始。人事之理,就是依照四時的生長殺伐行事,因而,人事之理,順道則生,合理則成,逆道則死。總而言之,人事禍福、存亡興廢之理,與天地自然生殺循環之道緊密結合,此與陰陽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是相通的。因此,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云:
其對各家思想的採擷,有說基本上是法家作品,但又夾雜了不少道家的思想色彩,因為基本上他們認為黃老學說就是法家性質的東西(如康立)。有說道法為主,因道全法,而兼採各家,……漢人所謂黃老,等於道家,卻不等於道法家,而且戰國時代,道家法家思想相滲透是普遍現象,因此,道法形成很可能是多元的,……亦有說道、兵為主,大量吸收了孫吳、孫臏思想,再兼採儒與陰陽,形成以道為主,綜合性的過渡色彩[24]。
丁原明《黃老學論綱》云:
有人根據馬王堆出土的《黃老帛書》的內容,而斷定黃老學是道法結合,甚至認為黃老學就是道法家。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以特定發展階段的黃老學去規定整個黃老之學,是把黃老學的歷史性存在狀態當作黃老學的結構整體。……這是不合理的[25]。
總而言之,由以上的論述,黃老思想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而陰陽、道、法思想則為黃老學的主要思想。
2、適應社會變動的特性
誠如所知,老子是系統地建立天人整體的第一人,且予「道」以形上學的意義,以為天地萬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總原理,此總原理名之曰道,其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26]。
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7]道即萬物所以生之總原理,而人生長於其中,則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故老子認為,人與萬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人道必須以天道自然為最終依據。然而,老子在第七十七章云: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29]。
此言天道之廓然大公,反喻人道之偏失、有我之非道。然而,世俗肯定的東西恰為天道所否定,世俗否定的東西恰為天道所肯定,造成天道與人道的對立,人只有效法天道,做到無欲、柔弱、虛靜、處下、不爭,即所謂息欲無為、柔弱處下、靜以修身以與道合,回到自然的狀態,但如此,天道是否已有貶低人道的意味?
因而,《黃帝四經》提出不同的觀念予以調整,其將「天道」與「人道」分別看待,如《黃帝四經.經法.道法》云:
天地有恆常,萬民有恆事,貴賤有恆立(位),畜臣有恆道,使民有恆度,……[30]。
依據〈經法.道法〉解釋,所謂天地之「恆常」是「四時、晦明、生殺、輮剛」,萬民之「恆事」是「男農女工」,貴賤之「恆位」是賢不肖各守其職,畜臣之「恆道」是「任能毋過其所長」,使民之「恆度」是要「去私而立公」。因而,《黃老帛書》視天道變化的規律是四時、晦明、剛柔、陰陽、盛衰、生死,人道則包括男農女工、貴賤有序、賢不肖有分等。所以從民事到政治均要取法自然之道,但自然之道是天道、人道分立,各居其位,各守其職。職是之故,《黃老四經》將「天道」稱之為「天常」、「天當」、「天極」,且於《黃帝四經.經法.國次》云:「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31]。其意即是,如果超過天道的極至,違反了天道的順逆趨勢,上天就會降下災禍。但在《黃帝四經.經法.國次》則云:「人強朕(勝)天。[32]」《黃帝四經.稱》亦云:
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當[33]。
《黃老四經》強調「人制取予」,而調整了原始道家對於人看待自然,只能完全順應的消極想法與態度,肯定人可以勝天的積極思想。因此,黃老學在自身結構體系中,為了適應社會變動,或將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之缺失,作了相當之調整,而已向人道傾斜,且給予人道應有的地位與尊嚴,此亦是黃老學得以從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與特性。
其次,原始道家所注重的是人的自然本質,所關心的亦是如何確保人的自然本質。然其確保自然本質,非僅聽其自然而已,抑且否定現實主會,力求返乎原始社會。易言之,老子厭憎社會凡俗,謳歌自然,常欲毀棄一切制度文明,而獨與自然相親,此即復歸於自然。故其認為一切文明之所謂善,非果真善;所謂惡,非果真惡。其云: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34]?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35]。
老子認為,人為之文明,乃罪惡之淵泉,不啻致亂之源,故應取消此一致亂之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回復本初。所以老子乃主張無為政治,反對有為政治,故其理想之政治乃莫之為而尚自然之上德政治;其次為半有為半無為之下德政治,其云: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原作「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36]。
又云: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37]。
老子除將政治分為無為與有為以及仁、義、禮諸等級,而無為政治,則下不知有之,此為最理想政治。仁義政治,則民親之譽之;禮法政治,則民畏之。
誠然,老子對於儒家所讚揚的忠孝仁義是人類行為的規範者,亦摒斥之,其云:
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38]。
忠孝仁義等世俗之所引為道德者,皆大道既廢之後,用以粉飾人類行為矯其性情之事,殊違自然之理。
然而,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堅持以天道、無為,作為評判俗世的價值,如此它不僅視現實的王權政治系統,是與自然無為的「道」相違背的,而且亦認為隨著新興王權政治系統,所產生而出現的仁義禮法,同樣是對自然的破壞且有違天道。相對而言,原始道家對新興王權政治系統的有為政治以及變法圖強的方式與趨向,是無法接受的。因此,原始道家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仁義禮法,誠難調整適應。
因而,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它與原始道家並沒有完全割斷關係,其仍然守住人的自然本質方面,但不是只重視天道,而忽略、輕視人道,其如《黃帝四經.經法.十大經.觀》云:
夫民之生也,規規生食與繼。不會(交配)不繼,無與守地;不食不人,無與守天。……所以食之也。[39]
人民的生活,最基本的就是飲食與生育,故其認為,人必須有自己的生存條件,只有在滿足其衣食之需的情況,才能有生存與發展。又如〈經法.分〉云:「主惠臣忠」,[40]〈十大經.順道〉云:「茲(慈)惠以愛人」[41],〈經法.正君〉云:「兼愛無私」,[42]及「節賦斂,勿奪民食」,[43]以及〈經法.論〉云:「伐死養生」[44],這種刑德思想,在在顯示,已吸取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等各個學派的思想,其亦顯示,對於君主應「慈惠愛人」,「兼愛無私」「節賦斂,勿奪民食」之有為政治予以肯定與鼓勵,亦間接對於社會性規範、秩序、價值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作了通盤的肯定,而且並對於新時代、新政權以及仁義禮法主動適應,而不一味的抗拒與排斥。誠如劉蔚華在《黃老學論綱》一書中所撰〈黃老所完成的歷史性過渡〉云:
當戰國中後期新興封建統治階級已成為時代的新主人時,黃老學應運而生了。它保留了早期道家思想中「天道自然」、「無為而治」、「因應時勢」與辯證法的內容,拋棄了對他們來說已經過時的反權威原則,而代之以一種新權威觀念。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45]。
總而言之,由於黃老學包括陰陽、道、法、儒等各家思想,故在戰國時代期的大變動中,能更具彈性,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可見黃老學的時代適應性。
二、黃老陰陽軍事思想
老子生長在連串戰爭的春秋戰國時代,目睹戰禍連連,戰爭的殘酷,使其對戰爭生一種認知,並思考解決戰爭的方法,此是《老子》一書產生背景的可能性之一。且《老子》是以陰陽觀念觀察事事物物,而《老子》八十一章全文中即有二十七章與戰略思想有密切關聯,佔了將盡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分量之重,不可小覷[46],故自古迄今,許許多多的思想家,亦將《老子》視為兵書解讀,例如,《隋書.經籍志》兵家著錄即有《老子兵書》一卷[47],南宋鄭樵在《通志略》中再次將《老子》之著作錄於兵家。[48]唐代王真認為,《老子》八十一章,「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49]。宋代三蘇之一的蘇轍於《老子解》亦云「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50]」將《老子》列為權謀之類;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則認為,《老子》言兵之略、言兵之術,實為「言兵者之祖」、應為「言兵者師之[51]」;清代張廷玉等《子史精華》在〈武功部.兵機〉篇章亦論述《老子》用兵之略與其軍事戰略思想[52];不可諱言,《老子》八十一章的確蘊含豐富的軍事戰略思想,故可為「言兵者之祖」,且為「言兵者師之」。
然而,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其所處環境,亦是戰禍連連、民不聊生的時代,目睹戰爭的殘酷,《黃老帛書》故亦有其陰陽軍事思想,以研究、解決戰爭本身(戰略與戰術)或與戰爭有關的哲學、民生的問題,其中如甲本《老子》卷後古佚書的第三部分〈明君〉,全篇即在研究、討論如何攻戰取勝以強國之兵道。以及〈十大經〉記載黃帝如何以軍事武力,殲滅強敵,兼併天下,一統帝王,以及與他的大臣如黑力(即力牧)、閹冉、果童、太山之稽(即大山稽)等人,對於如何運用陰陽,進行武爭,以圖治國等相互問答之詞,如《漢書.藝文志》中的〈黃帝十六篇〉與〈力牧十五篇〉即列入兵陰陽類的,或可佐證,許多記載有關黃帝作戰之資料(傳說)如《黃老帛書.十大經》之〈五正〉、〈姓爭〉、〈兵容〉等各篇,即運用陰陽軍
事思想與觀念,以輔助、進行軍事作戰。本文即對黃老陰陽軍事思想作深入的析探研究。
(一)、尊陽卑陰的軍事思想
黃老學就思想性質而言,可說是兼採各家,應是不爭的事實,而陰陽思想則為其主要思想之一,依陳鼓應《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云:
這概念全出現在黃老思想色彩的作品中。「剛柔」是《彖傳》中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在《黃帝四經》出現十一次。「陰陽」概念,《四經》出現四十七次之多[53]。
《莊子.天下》評論儒家的《六藝》云: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54]。
所以在道家看來,《周易》是講陰陽學說的,而《周易》包括經、傳兩大部分,《彖傳》又是傳的一部分,且《彖傳》所謂的「剛柔」,指的亦是陰陽,如《說卦》傳云: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55]。
因而,若將《彖傳》所謂的「剛柔」視為「陰陽」,那麼兩者相加,《黃帝四經》之「陰陽」概念總共出現五十八次之多,可見陰陽思想在黃老學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黃老學是尊陽卑陰的陰陽思想,如《黃帝四經.稱》云:
凡論必以陰陽,……。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大國陽,小國陰;重國陽,輕國陰。有事陽而無事陰,信(伸)者陽而屈者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長陽少【陰】,貴【陽】賤陰,達陽窮陰。取【娶】婦姓(生)子陽,有喪陰。制人者陽,制於人者陰。客陽主人陰。師陽役陰。言陽黑(默)陰。予陽受陰。諸陽者法天,天貴正;過正曰詭,……。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善予不爭,此地之度而雌之節也[56]。
天地間一切相等的事物、現象,諸如四時、君臣、父子、男女、大小、輕重、制人者與制於人者等,都用陰陽歸納區分,且均是尊陽卑陰。而這些基本理論反映於「作爭」軍事上思想上,其思想摘要臚列如后:
基本上,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而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堅持以天道、無為,作為評判俗世的價值,且認為隨著新興王權政治系統,所產生而出現的有為政治以及變法圖強的方式,造成戰國時期強凌弱、眾暴寡殘酷的兼併戰爭,同樣是對自然的破壞且有違天道,是無法接受的。例如老子「無為」、「無事」、「不可執」、「柔弱」都是「不爭」的國家戰略思想,若以陰陽觀念研析,就是揚棄「陽剛」的作為,而以「陰柔」的「不爭」替代,故戒強梁,主張柔弱勝剛強,不是以武力制人,而是以道德化人,故謂 「慈故能勇」,[57]以致「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58]因為,《老子》所肯定的戰爭,是不得已而戰鬥的,但對於敵人絕無憎惡之心存在,且要把「慈」之心情不斷保持而遂行,尤其是臨戰時,「慈」心也必須堅守,不可揚棄。不過,《老子》看到戰爭的殘酷現實,總結了戰爭的教訓,深刻地認識到戰爭的危害。因此,他極力反對侵略戰爭和無道用兵。他明確指出,戰爭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殺戮無辜,使田園荒蕪,民不聊生。且由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59]因此,戰爭會帶來巨大的災禍,故《老子》云: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尚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60]。
《老子》認為,兵器是不祥的東西,在獲得勝利後不要逞強,不要濫殺無辜,相反,對於戰爭死去的人,還要真心表示哀傷痛心,並且以喪禮妥善安置死者,體認出「兵為陰事」,[61]並瞭解戰爭所產生無比的災害與可怕,進而衍生出不爭軍事戰略思想。
黃老學強調刑德並用、王霸雜治,故在軍事思想上是主張「作爭」。在此,先論刑德之法:
《黃帝四經.十大經.正亂》記載黃帝伐蚩尤的戰爭,且以先德後刑的方式,分三階段處理,如第一階,蚩尤亂逆之形未顯,其云:
天地立名,……以隋(隨)天刑。天刑不僨,逆順有類。勿驚【勿】戒,其逆事乃始。吾將遂是其逆而僇(戮)其身,……我將觀其往事之卒而朵焉,寺(待)其來【事】之遂刑(形)而(和)焉[62]。
黃帝之臣力黑云:蚩尤驕倨淫溢反先得其勢,是上天助佑吧。黃帝之臣太山稽回答云:我將勉勵蚩尤多行逆事,並促使其惡貫滿盈。天道是永恆不敗的,我將企使其惡貫滿盈而後殺掉他。
在第二階段,時機成熟,單盈才與太山稽云:是戰勝蚩尤的時候了,黃帝於是:
出其鏘銊,奮其戎兵。黃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63]
第三階段,黃帝擒住蚩尤之後,處置之方式如后:
使人射之,多中者賞。劁其髮而建之天,名之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為鞫(鞠),使人執之,多中者賞。腐其骨肉,投之苦酭(醢),使天下,……[64]
《黃帝四經.十大經.正亂》記載黃帝伐蚩尤的戰爭,從一至三階段,可說即是先德後刑的處置方式。尤其後面的「酷刑」實有法家刻薄寡恩的味道。
其次,論其王霸觀念,《黃帝四經.法經.六分》云:
王天下者有玄德,……(霸)主積甲士而征不備(服),誅禁當罪而不私其利,故令行天下而莫敢不聽[65]。
又云:
為人主,南面而立。臣肅敬,不敢蔽(蔽)其主。下比順,不敢蔽(蔽)其上。萬民和輯而樂為其主上用,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適(敵)。[66]
《黃帝四經.法經.六分》認為,王天下需玄德,亦需要「(霸)主積甲士而征不備(服)」、「誅禁當罪而不私其利」之霸術,才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聽。」所以一個令「臣肅敬」、「下比順」、以及「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適(敵)」的人君,應即為「霸王」。
綜合黃老學刑德與王霸之觀念,乃能成其尊陽卑陰「作爭」之陰陽軍事思想重要誘因,因為刑德與王霸之觀念,基本上是偏重法家之觀念,故若運用在軍事上,即贊成「作爭」。
再者,我們從《黃帝四經.十大經.本伐》檢視:
世兵道三,有為利者,有為義者,有行忿者。所胃(謂)為利者,見【生民有】饑,國家不叚(暇),上下不當,舉兵而裁之,唯(雖)無大利,亦無大害焉。所胃(謂)為義者,伐亂禁暴,起賢廢不宵(肖),所胃(謂)義也。……所胃(謂)行忿者,心唯(雖)忿,不能徒怒,怒必有為也。成功而無以求也,即兼始逆矣,非道也[67]。
從基本上探究,黃老學在軍事思想上,還是沿襲與尊重傳統的用兵原則,將「行忿」這一類層次,視為最低的用兵層級,但在戰國時期,處於那種不可迴避的兼併與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故在《黃帝四經.十大經.五正》云:
今天下大爭,時至矣,后能慎勿爭乎[68]?
又云:
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何不可矣[69]?
《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云:
因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70]。
此段通過黃帝與大臣閹冉對話的形式,明確提出「天下大爭,時至矣」、「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而且該爭之時就要爭,才是順應天道,該爭而不爭,反是逆天道。這一觀點,即是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
又如漢初政權初立,冒頓單于國力正強,高祖認為無法與匈奴對抗,遂用和親政策,惟此政策只是權宜之計,因為一味忍讓,必使匈奴變本加厲,所謂「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71]」及至文帝時,乃「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之士,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72]」俟後,匈奴寇邊,文帝「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73]」而至景帝時已「時時小入盗邊,無大寇。[74]」此皆「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何不可矣?」之黃老「作爭」思想具體實踐。
(二)、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黃老學是尊陽卑陰的軍事思想,故主張「作爭」亦不反戰,此與老子「不爭」、「反戰」的軍事思想截然不同,[75]但黃老學究竟是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它與原始道家並沒有完全割斷關係,其仍然守住人的自然本質方面,亦重視天道,且與天地自然生殺循環之道緊密結合,此與陰陽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是相通的,所以「作爭」或可謂「不反戰」但與違反天道,極力宣揚戰爭、主張戰爭,尚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與差別,因此,所謂黃老學「作爭」的軍事思想,是一旦形勢迫來,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狀況時,只有無畏的迎上前去,接受挑戰,這種順應天道兼顧情勢作法,是面對戰與不戰,經過權衡利弊得失之後的抉擇,故「作爭」亦可謂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而不是如極力宣揚戰爭、主張戰爭的純陽軍事思想或完全不爭、反戰如老子陰柔的軍事思想。例如《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云:
兵不刑天,兵不可動;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天地刑之,聖人因而成之[76]。
黃老學作者認為,動員戰爭、指揮戰爭、嬴得戰爭必須考察並順應天時、洞曉地利、衡量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否則會自取其禍。《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又云:
三遂絕從,兵無成功。三遂絕從,兵有成【功】。……,環(還)受其殃。……此天之道也[77]。
所謂三遂,即是順應天時、地利、人心就會有兵功,反之,就會受其禍殃,而天道決定了這一切。其次,《黃帝四經.經法.君正》在軍隊訓練上更有剛柔相濟、陽中有陰之七年教民戰守的計劃,其云:
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民有德。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德,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從其俗,則民知則。二年用其【德】,民則力。三年無賦斂,則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則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則民不幸。六年「民畏敬,則知刑罰。」七年而可以正(征),則朕(勝)強適(敵)[78]。
所謂依據民俗施以教化,且以七年為教戰週期,逐漸地將人民導入、瞭解刑法號令並接受正規的作戰訓練,到第七年則可率民出征敵國,且能戰勝強大的敵軍。這是先德後刑,恩威並用的軍事訓練,亦是陽中有陰的軍事訓練。
最後,「柔弱勝剛強」一直為老子陰柔軍事思想的特徵,但老子似乎忽略柔弱與剛強相互轉化的爭門性與條件性,故似帶有消極退守的特徵。《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柔弱勝剛強」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如《黃帝四經.稱》云:「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79]」及《黃帝四經.十大經.三禁》云:「人道剛柔,剛不足以,柔不足寺(恃)。[80]」主張在處理剛、柔等對立面轉化問題時,須持適度的原則,亦就是不能太陰柔而完全不爭,但也不能太陽剛以致於毫無顧忌的爭鬥,而是陽剛中有陰柔的「作爭」,如《黃帝四經.經法.國次》云:
奪而無予,國不遂亡。不盡天極,衰者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央(殃)。禁伐當罪當,必虛(墟)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胃(謂)天功。天地無私,四時不息。天地立(位),聖人故載。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81]。
對於「當罪當亡」之國,作者主張攻伐的,而且必虛其國,但必須堅守一的分寸,要「兼之而勿擅。」超過了尺度,即稱之為「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黃帝四經.經法.國次》又云:
兼人之國,修其國郭,處其郎(廊)廟,聽其鐘鼓,利其(資)財,妻其子女。是胃(謂)【重】逆以芒(荒),國危破亡。
故唯聖人能盡天極,能用天當。天地之道,不過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殃[82]。
而陳鼓應註對此《黃帝四經.經法.國次》有關攻伐問題有精闢解說如后:
在攻伐戰爭中,存在著三種情況,其一,不極不當。其二,過極過當。其三,合極合當。不盡天極天當(未達到天道所規定的準度)或超過這個準度,都會受到自釀禍患的懲罰。祇有合極合當(「盡天極,用天當」,即恰恰合於天道所限定的準度),方是兵戎之道[83]。
攻伐與兵戎之道,在黃老學作者的認知,必須「盡天極,用天當」,否則會受到自釀禍患的懲罰。因而黃老學主張「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實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此與老子「不爭」、「反戰」的陰柔軍事思想確有所不同。
總而言之,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在軍事思想傳承上難免受到景響,然而,為了適應新時代與新政權,因而,《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老子「柔弱勝剛強」退守的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因為,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有如《淮南子.氾論訓》云:
故聖人之道,寛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84]。
聖人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手段,此亦為黃老學在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即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結論
黃老思想產生於戰國時期,而黃老之治盛行於漢初,《史記》多處論及,學界對此亦無異議;而漢代直到武帝,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採納後,儒家學說才登上正統學說的寶座;惟如劉節在《古史辨》第五冊之序言中說:「兩漢學術界的大本營是札在儒家身上,然而兩漢的儒家決非春秋戰國時的儒家,他們原來是陰陽五行家同儒家的結合體。」職是之故,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儒家思想雖影響漢代思想甚深,惟已不是純粹的儒家而是陰陽五行家同儒家的結合體,此亦為學界治思想史者所認同。而陰陽思想從先秦以迄兩漢一直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甚至運用於軍事領域上,並造成嚴重的軍事決策錯誤,例如在武帝征和三年,武帝受了陰陽家數術思想之影響,草率決定派遣貮師將軍李廣利進攻匈奴,卻遭受對匈奴戰爭中最慘重的失敗。尤其東漢之後,陰陽讖緯之學更是蓬勃發展,故《後漢書.方術列傳》云:「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蓺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而各朝代以「思想」作為手段以奪取政治上的「獨佔」利益與權勢,屢見不鮮,如鄒衍「觀陰陽消息」,並「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之例,所以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亦有其政治上之複雜背景,惟陰陽思想成為黃老學的重要,應無疑議。其次,所謂「法」源起於「刑名」,黃老學即蘊含豐富之「刑名」思想,此為法家的思想,而「法」生於「道」,黃老學亦是原始道家所派生之一支,而從戰國以迄兩漢之陰陽、法、道思想相互滲透是普遍現象,因此,許多學者根據馬王堆出土的《黃老帛書》的內容,而斷定黃老學是陰陽、法、道思想之結合。
總而言之,每一種思想都是歷史的產物,因為每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生,都是依據、順應該社會的政治、經濟之狀況而發展。故黃老學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黃老學或黃老思想),且黃老學在軍事思想傳承上,為了適應新時代與新政權,因而,《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老子「柔弱勝剛強」退守的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且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有如《淮南子.氾論訓》云:
故聖人之道,寛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85]。
聖人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手段,此亦為黃老學在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即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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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陳麗桂著,《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1刷),頁1-2
[11]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22。
[12]駢宇騫、段書安編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年4月,初版),頁34-35。
[13]池田知久著,王啟發譯,《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頁25。
[14]趙超著,《簡牘帛書發現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月,初版1刷),頁181。
[15]見駢宇騫、段書安編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頁36-37。
[1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75。
[1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2。
[18]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4月,初版),頁65。
[19]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初版4刷) ,頁229。
[2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17。
[2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56。
[2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77-178。
[2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22-225。
[24]見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頁48-49。
[25]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25。
[2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03-105。
[2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74-175。
[28]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07。
[29]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286。
[3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73。
[3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85。
[3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5。
[3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429。
[34]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82。
[35]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8-80。
[3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49-155。
[3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2-73。
[38]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5-79。
[3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68-276。
[4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36。
[4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90。
[4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5。
[4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5。
[44]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92。
[45]劉蔚華著,〈黃老所完成的歷史性過渡〉,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3。
[46]王智榮著,《周易軍事思想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頁103。
[47]唐.魏徵著,《隋書》(台北:中華書局,1971年9月,臺二版),頁7。
[48]宋.鄭樵著,《通志略》(台北:中華書局,1970年6月,臺二版),頁3。
[49]唐.王真著,《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10月,初版),頁1。
[50]宋.蘇轍著,《老子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1版),頁32。
[51]王夫之著,《讀通鑑論‧宋論合刊》(台北:里仁書局,1985年2月,初版),頁127。
[52]清‧張廷玉著,《子史精華.武功部.兵機》,(北京:新華書店,1991年7月,1版1刷),頁781。
[5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
[54]郭慶藩編輯,《莊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3月,臺景印1版),頁1067。
[55]黃忠天著,《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4年9月,2版),頁600。
[56]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初版4刷) ,頁464。
[57]見《老子探義.天下謂我道大.第六十七章》,頁259。
[58]見《老子探義.天下謂我道大.第六十七章》,頁260。
[59]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孟子.離婁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元月,初版),頁134。
[60]見〈老子第三十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余培林注譯,《老子讀本》,頁66。
[61]曾國藩著,《曾國藩全集.雜著》,(台北:漢苑出版社,民國71年3月),頁330-331。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幾近之。……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
[6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2。
[6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8。
[64]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8。
[65]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48。
[66]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40。
[67]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65-370。
[68]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94。
[6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95。
[7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1。
[71]漢.班固著,《漢書.爰盎晁錯傳第十九》(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3月,初版),冊4,卷19,頁2278。
[72]見漢.班固著,《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下》,冊7,卷94下,頁3831。
[73]漢.班固著,《漢書.文帝紀第四》,冊1,卷4,頁125-126。
[74]漢.班固著,《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上》,冊7,卷94上,頁3765。
[75]王智榮著,《周易軍事思想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頁105。老子認為戰爭為凶事,不是吉事,對於這種凶事,就要以悲痛的心情參加,勝利了也要以凶喪之禮處理這種殺死眾多生靈的勝利,切不可以喜事來慶祝戰爭的勝利。因此由「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殺人之眾,悲哀泣之」等觀察,實可顯示《老子》是以反戰為其戰略思想。
[76]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1。
[77]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4。
[78]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04。
[7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434。
[8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60。
[8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85。
[8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90-93。
[8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
[84]漢.劉安著,《淮南子.氾論訓》(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10月,臺三版),卷13,頁6下。
[85]漢.劉安著,《淮南子.氾論訓》(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10月,臺三版),卷13,頁6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