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至周室衰微,諸侯相爭,五霸逞強,七雄並出;及至秦穆公,稱霸西戎,孝公之世,得商君之佐,國以富強,復經惠、武、昭、襄數世,蒙故業,因遺策,敗六國之師,及莊襄王立,因呂不韋之助,以無幸之質,得有秦國,故以其為丞相,封文信侯。及至子政立年幼,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國事大權,擅於一身。不韋雖以商賈崛起政壇,然非泛泛唯利是圖之輩,且為一有雄心壯志之士。對於其作《呂氏春秋》之企圖與用心,田台鳳《呂氏春秋探微》有所描述如后:
當其位尊勢隆之際,觀秦之統一天下,近在眉睫,而當日之情勢,學者多辯,言利辭給,務以相毀,期在必勝,為未雨之綢繆,故集眾士為書,思藉政治勢力,定學說治道之紊,以成一代興王典禮,作他日治國之準繩,此呂氏春秋之所作也。
《呂氏春秋》內容涉獵相當全面,舉凡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天文、科技、衛生、歷史、農業、養生、哲學,乃至藝術,幾至包羅殆盡,真是「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史義軍、張榮慶合編之《呂不韋與呂氏春秋》云:
《呂氏春秋》吞吐百家而集大成。大體說來,〈當務〉、〈慎人〉、〈貴信〉、〈壹行〉等篇,多取孔子思想;〈孝行〉多取曾子思想;〈忠廉〉、〈介立〉、〈觀表〉多取孟子思想;〈音初〉、〈勸學〉、〈用民〉多取荀子思想;〈精通〉、〈具備〉多取〈中庸〉思想;〈應同〉、〈召類〉多取《易傳》與陰陽家思想;〈精喻〉、〈博志〉、〈執一〉多取老子思想;〈貴生〉、〈重己〉等篇,多取楊朱思想;〈任數〉、〈知度〉多取老莊思想;〈序意〉、〈圓道〉多取黃、老思想;〈察今〉多取商鞅思想;〈慎勢〉多取慎到思想;〈權勲〉多取韓非思想;〈節喪〉、〈安死〉多取墨子思想;〈振亂〉、〈蕩兵〉多取兵家思想;〈上農〉、〈任地〉等篇多取農家思想;〈察微〉、〈正名〉多取名家思想等等。
《呂氏春秋》自漢代以來,一直被稱為雜家,田台鳳《呂氏春秋探微》云: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統一天下之前,目睹當時「人以為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察今篇)必統而一之,故呂書深知王政之道,非一家之可盡貫,非一學之可盡包,非若前述諸子,或欲一之於仁義,或欲一之於法條,或欲一之於無為,或欲一之於兼愛,乃混諸說而調和之,思擇其菁華,融之於治道,此所以稱雜家之始祖也。
呂書綜合全面,渉獵廣泛,且兼蓄各家思想,但卻不是雜湊成篇,而是揚棄中而有取捨、有批判、有改造、有發展。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對《呂氏春秋》的內容與章節作概括式描述如后:
《漢書.藝文志》記《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呂氏春秋》分紀、覽、論三大部分,紀十二篇,覽八篇,論六篇,總篇數與《漢書》同。每篇又有子篇若干。十二紀按四季、十二月份排列,每一紀有紀首一篇和論文四篇共五篇,十二紀共計六十子篇。八覽各覽有論文八篇,但〈有始覽〉缺一篇,共計六十三子篇。六論每論有六篇,共計三十六子篇。加上十二紀末的〈序意〉一篇,全書計有子篇一百六十。東漢高誘的《呂氏春秋注》,是此書最古的注本,著錄於《隋書.經籍志》。
《呂氏春秋》由八覽、六論、十二紀為綱,每一綱下又分若干細目,每一目都是短論性質,內容涉及先秦各家的思想,尤其是蘊含豐富的陰陽家思想。
(一)《呂氏春秋》以陰陽思想為主幹
《漢書.藝文志》將《呂氏春秋》列於雜家,但其主導則為陰陽家思想,如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云:
《呂氏春秋》一書,係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而成(詳《史記.呂不韋列傳》),《漢書.藝文志》列於雜家(《呂氏春秋》雖是雜家,但其主導思想則是陰陽家,詳附錄〈《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因此,各家各派之作,各自為篇,雜陳於呂氏書中。而各家各派有其獨特之思想,又各有其特殊之辭語,即同一辭語,恆殊其義。故注釋《呂氏春秋》,分別各篇所屬家派,實為首要任務。否則,必致張冠李戴,混淆不清,更瞭解文章之真意。
誠然,《呂氏春秋》雖是雜家,但其主導則是陰陽家思想,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云:
陰陽家的思想是秦代的顯學,所以呂氏直接引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同應篇),作為全書開宗明義之章。同時在殘存的自序中,特別解釋了十二紀的意義是在法天地,紀治亂存亡,知壽夭吉凶,定是非的標準。這說明《呂氏春秋》接受了陰陽家的世界觀。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云:
陰陽五行學說對《呂氏春秋》思想體系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據《史記》的〈孟荀列傳〉、〈封禪書〉和李善的《文選.魏都賦注》所載,鄒衍的哲學思想有三:一是「深觀陰陽消息」,以陰陽消長說明四時的更替;二是「禨祥度制」,即天瑞天譴說;三是「五德轉移」或稱「終始五德」,以五行相生相勝解釋朝代的興衰。
《呂氏春秋》渉及陰陽家思想者甚多,茲將其重要之處臚列於后:
在「天地陰陽與人事興衰」感應部份,《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云:
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蚠坌;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
《呂氏春秋.恃君覽.達鬱》又云:
三年,國人流王(厲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譚戒甫:鼠屬陰,馬屬陽,周鼎著鼠,令馬履之,正欲以陽制陰。),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
在「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之處,《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
在「陰陽變化、是謂天常」之處,《呂氏春秋.仲夏紀.大樂》云: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寒或暑,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
在「月為群陰之本」之處,《呂氏春秋.季秋紀.精通》云: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
《呂氏春秋》內容蘊涵豐富的陰陽思想,對漢代經學產生巨大影響,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云:
《呂氏春秋》對於漢代經學,包括董仲舒的神學,有巨大影響,兩者有不解之緣。經學家以六經為典範,以仲尼為先師,從不承認《呂氏春秋》與他們有什麼師承關係。實際上他們很看重《呂氏春秋》書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自十二紀紀首被入〈禮紀〉以後,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漢代很重視《呂氏春秋》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其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云:
兩漢統治者在施行賞刑、頒布詔令時,都要考慮如何調陰陽、順四時、合五德,此種風氣,愈晚愈盛。《漢書》設〈平行志〉,將歷年發生的自然災異與政治變故,次第列出,附以董仲舒、劉向、劉歆及其他經學家的說明,目的是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鑒。當然,不能說漢代的五行說全來自《呂氏春秋》,但是經過了秦火,先秦鄒衍學派的資料大都散佚,由《呂氏春秋》保存下來的十二紀與〈應同〉、〈名類〉等篇,至少是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來源,當無疑問。
總而言之,《呂氏春秋》承繼先秦鄒衍陰陽學術思想,爾後更與經學結合,
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在政治、思想上實有不可忽視之影響力。
(二)《呂氏春秋》蘊涵之軍事思想
周朝東遷以降,受世官、世祿制度所造就的巨室政治出現鉅大的改變,封建禮法開始崩解,上陵下替,強制弱,眾暴寡,征戰頻仍,依據《中國戰史大辭典 - 戰役之部》統計,春秋時期大型戰爭即有十九次之多, 而《左傳》全書共紀錄了春秋時期四百九十二起戰爭,加上《春秋》經上有記而《左傳》無記的三十九起,經傳合記大小戰爭五百三十一起, 且高銳《中國上古軍事史》云:在春秋時期近三百年間,大小戰役約八百餘次,平均一年就有兩到三次。 兼併戰爭及大國的爭霸稱王,一方面打破了原來的國野界限,一方面沖坍了原來森嚴的等級結構。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自此一變而為「自諸侯出」,再變而為「自大夫出」。各大國爭霸與兼併,形成了韓、趙、魏、齊、秦、楚「戰國七雄」,且魏、楚、秦三國先後推行變法,以求強國,以吞併他國,戰國即在兼併戰爭中由分裂終走向統一,最後,秦滅六國,統一天下。
呂不韋於秦國統一天下之際,為未雨之綢繆,故集眾士為書,思藉政治勢力,定學說治道之紊,以成一代興王典禮,作他日治國之準繩,故成《呂氏春秋》之作。而此書在兵戈不息、戰爭頻仍之氛圍下所作,除對各家思想無所不包,兼容並蓄,而其於軍事思想,亦有其思想之特色,如其書中有〈蕩兵〉、〈振亂〉、〈禁塞〉、〈懐竉〉、〈論威〉、〈簡選〉、〈決勝〉、〈愛士〉等篇,即是《呂氏春秋》所蘊含之軍事思想,其主要立論如后:
1、主張義兵、反對偃兵
戰國之時,爭伐兼併,兵戈不息,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墨子目睹生靈塗炭,乃倡非攻之說,〈非攻上〉其云:
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孟子.離婁上》亦云: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墨子與孟子的偃兵之說,在當時未有多大實質效果,故又有蘇秦之流,倡合縱說,合縱者,乃小國互助救守以禦大國之攻伐也。而對此不利秦國一統天下之偃兵之說,《呂氏春秋》起而反對,如《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欲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
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文雖辨,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呂氏春秋》認為,從古至今,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可禁亦不可止,而誅伐之事,是懲叛亂民,此謂之「義兵」,乃是必要之舉措,偃兵之說,猶如因饐廢食、因溺棄船,是違反歷史之演化規則,所以主張「義兵」,反對偃兵。《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夫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能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
《呂氏春秋.孟秋紀.禁塞》云:
故取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
在戰國末期,秦國於其他六國而言,國勢、實力均佔優勢與上風,且秦國為消滅六國,採取攻勢,主張攻伐,反對六國合縱以救守;而呂不韋亦主觀認為,秦之攻伐完全是義兵,事實上,戰國時期之攻伐,義兵義舉實少,大都是不義而侵略之攻伐,所以《呂氏春秋》之義兵之說,或可說是替秦國之攻伐六國,尋一個正當的理由與藉口而已。因而,《呂氏春秋》認為戰爭由來是相當久遠的。
2、重視紀律、無堅不摧
《呂氏春秋》 主張攻伐,《呂氏春秋.振亂》云: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天下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
《呂氏春秋》認為秦國發動之戰爭即為義兵義舉,未免過於主觀,然不論所發動之戰爭是否為義兵義舉,爭城用兵唯一之目的就在戰勝敵軍,此則須重視軍隊實務之訓練,才能達到剋敵致勝之目的。《呂氏春秋》在重視紀律與軍令之實務訓練方面,亦有許多描述,如《呂氏春秋.懐寵》對紀律之要求,其云:
故兵之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仇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
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樂其民,而長老說其禮,民懐其德。
《呂氏春秋》深知爭城、用兵、作戰都須用兵之死力,而民是兵之來源,所以得民則昌,這亦是最好的戰略經營。而失民者亡,且為戰必敗,此為千古不變之理。故《呂氏春秋》要求「兵之入於敵之境,……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歸之」,可謂擾民之事,無不戒之。且「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民懐其德」,《呂氏春秋》認為,軍隊若有此紀律,以此出師,何敵不摧?以此召民,何民不服?
3、兵貴乎精、不貴乎多
古今治兵者,重在訓練有素,故「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此為精銳之軍。對此,《呂氏春秋.仲秋紀.簡選》有精采、詳細之論述: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絫,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王闔廬是矣。
同篇再云:
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犠,……遂有夏。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所謂「兵貴精、不貴多」,故《吳子.治兵第三》云: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因此,練軍之卒,以一敵十,以十敵百,以百敵千;不練之卒,十不敵一,百不敵十,千不敵百,雖眾無益。少康一旅中興,武王虎賁三千,克紂於牧野,「兵貴精、不貴多」。
欲達致「兵貴精、不貴多」之境界,則須善於知兵,《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
考察戰爭細微之處:在內心相鬥而沒有表露出來,是戰爭;怒目而視,是戰爭;使用傲慢的言辭,是戰爭;相互牽制,是戰爭;三軍相互攻戰,是戰爭;相互摔跤,是戰爭;群眾相鬥,是戰爭;三軍相互攻戰,是戰爭。這八種都是戰爭。善知兵者,非決鬥於疆場,始謂之兵戰,由內心之敵對仇視,……而擴至於三軍攻戰,皆兵戰之道,能善知兵者,而察其微,故能達致「兵貴精、不貴多」之境界。
4、臨陣當先、不懼安危
波灣戰爭美軍統帥史瓦茲柯夫曾說一句名言:「下令要部下上戰場算不得英雄,身先士卒上戰場才是英雄好漢」, 《呂氏春秋.貴直論第三》亦以趙簡子臨戰之時,能否臨陣當先、不懼安危,此為戰爭勝敗之關鍵,其精采描述如下: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屏蔽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鳴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 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抜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戰場乃死生之地,在臨戰之時,主帥不能臨陣當先,戰士必然退卻。故欲戰士不顧生死、衝鋒陷陣,則主帥必須不避危險,身先士卒。因而,行人燭過謂趙簡子,主帥不能一馬當先,而欲戰士不顧生死,這是不可能的。趙簡子悟出其中道理,「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呂氏春秋》認為戰爭是自古有之,也是避免不了的,《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云:
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
既然認為戰爭是避免不了的,故《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正義的戰爭即是拯救天下的良藥。
誠然,《呂氏春秋》在戰火漫天的戰國時代提出正義戰爭的概念,主張不能因噎廢食而捨棄正義的戰爭。惟秦國是否以義戰之名,以行侵伐之實,《呂氏春秋》卻無論述,其用心亦明矣。
(三)《呂氏春秋》之陰陽軍事思想
戰國之世,兵戈不息,各國國君,皆務拓疆闢土。而目睹生靈塗炭之有識之士,乃有非攻之倡,一時偃兵之說甚囂塵上。及至戰國晚期,秦勢日盛,六國懼秦之心日益,蘇秦之輩復倡合縱之約,相互救守,以擯強秦。而此時,呂不韋為丞相,著《呂氏春秋》,乃倡義兵之號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呂氏之心,實招然若揭,而《呂氏春秋》對戰爭之論述,實為多矣,惟在諸多戰爭之論述中,亦蘊涵許多陰陽軍事思想如后。
1、順天應人、用兵以時
《呂氏春秋》之十二月紀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闡明四季十二月的天文、曆象、物候等自然現象。並紀人君行事,居處服色,禁忌事項,皆當配合時令,且象其日月星辰,以授民時;如依五行學說,春季屬木,陽氣漸盛,萬物萌生,是生養的季節。因而,人君發布政令,須以寛厚仁慈為主,禁止殺伐,殘害生命,故《呂氏春秋.孟春紀》云: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
《呂氏春秋》十二紀是包括春、夏、秋、冬四季,各季又分孟、仲、季三月。孟春季即是春季第一個月,為農曆正月,在這春生季節裡,人君應順應天時,各種的政治措施都須有利春生。所以在這個時候,不可以發動戰爭、大動干戈,這是違背自然規律,必受天譴。所以《呂氏春秋.季春紀》云: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旱降,兵革並起。
季春即農曆三月,在這個月份裡,人君須順應天時,要「布德行惠」、「賜貧窮」、「聘名士」、「禮賢者」、「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等, 最重要的是,人君在各季節有各季節該作的事,不可紊亂,若季春行秋令,則將有戰爭發生。因此,《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
人君要能「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順天應時,才能便生、不擾民,有利施政。
其次,《呂氏春秋》於夏季亦有其適切之作法。依五行學說,盛德在火, 是萬物繼續生長繁榮的時期。 因而,人君須順應天時,要「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農勉作,無伏於都」,要「斷簿刑,決小罪,出輕系」,要祭祀山川百神,為民祈福。其在仲夏季節,《呂氏春秋.仲夏紀》云:
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谷,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如果在仲夏時節,實行應在冬季實行的政令,就會引起不義之兵,暴害人民,釀成兵災。若是在季夏,《呂氏春秋.季夏紀》則云: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
在季夏,樹木正繁榮茂盛,不許砍伐,更不可以發動兼併諸侯的戰爭,以及不可興兵動眾,造成兵禍,有損士氣。
再者,《呂氏春秋》認為秋季,是盛德在金,為萬物成熟凋落的季節。所以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因而人君發布政令,其重點應是懲治罪惡與征伐不義。故《呂氏春秋.孟秋紀》云:
是月也,……盛德在金。……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歷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
是月也,……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嬴。
因而在秋季中,人君最重要之工作是「命將帥」、「選士歷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天地始肅,不可以嬴」。所以在〈孟秋〉、〈仲秋〉、〈季秋〉等三紀,所包含的十五篇章,僅〈知士〉篇與作戰無關,其餘全都是有關戰爭或與戰爭有關的言論。 事實上,在上段《呂
氏春秋》蘊含豐富之軍事思想篇章中,對《呂氏春秋》之戰爭觀已有詳細探討,不再贅述。惟《呂氏春秋》是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陰陽軍事思想的概念,故在〈孟秋〉、〈仲秋〉、〈季秋〉等三紀這十四篇裡,充分地探討戰爭的問題。
最後,依五行學說,冬季是盛德在水,是萬物收斂閉藏的時期。人君發布政令,必須順應冬陰閉藏之氣。 因而《呂氏春秋》認為冬季「天地不通,閉而成冬」,故「命百官謹蓋藏。」要「備邊境,完要塞」。而在冬季亦是「天子乃命將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 之季節,所以這個時節,是利用農民於收成作物之後訓練部隊的時期,亦是將帥藉此時機,講習武事,研討軍事謀略的最佳時機。但在冬季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惟《呂氏春秋》配合時令、用兵以時,如春令盛德在木,象萬物萌芽,生機盎然,所以國君應以恤生養生為主,故禁殺生,戒稱兵。秋令盛德在金,象萬物肅殺,所以國君施政,以厲兵申刑為主,故禁封侯,戒留有罪等等,如此配合時令、用兵以時,而君主果能遵行而不相違悖?田鳳台《呂氏春秋探微》則云:
然此分令相拘不通之行事施政,……若春不稱兵,敵軍壓境,果將束手就縛乎?……秋時始刑,罪大惡極之徒,能收賞罰及時之效乎?冬時戒邊講武,夏秋果可忽之乎?……但豈若呂書月令之拘時施政,斤斤於順五行之德,懼違時之禨祥而已乎?
君主是否能配合時令,不違五行之德並用兵以時?而「懼違時之禨祥」之論或是對《呂氏春秋》客觀之檢驗。
2、陰陽辯證軍事思想
《呂氏春秋》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並配合時令、用兵以時,如在春生季節裡,主在生養,不可以發動戰爭。於夏季是萬物生長繁榮的時期,不可興兵動眾,造成兵禍。在秋季季節中,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陰陽軍事思想概念,是「命將帥」、「選士歷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之時。而在冬季季節,是利用農民於收成作物之後訓練部隊的時期。且其在用兵之戰略思想中亦蘊涵陰陽辯證軍事思想如后:
(1)洞悉陰陽、決勝虛實
在軍事戰爭中,敵對雙方所致力的,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其達成之手段與方法,就是考量、研判敵軍「虛實」,乘敵之虛,奪取勝利,如《管子.制分》云:
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兵學之中永遠脫離不了戰力虛實之考量以及運用辯證方法如何將戰力
「虛實互變」。例如我軍所處的戰略情勢本是優勢的,惟有時被敵軍逼到被動的狀態,是常有的事,因而須用「以實示虛」、「以虛示實」、「避實擊虛」或「實而實之」、「虛而虛之」、「先虛後實」、「先實後虛」、「外虛內實」、「外實內虛」等等之戰法使我軍由劣勢或被動地位,轉化為優勢與主動,並創造出有利條件,造成戰力「虛實互變」的情勢。如《草廬經略.虛實》云:
虛實在我,貴我能誤敵,或虛而示之以實,或實而示之以虛。或虛而虛之,使敵轉疑以我為實。或實而實之,使敵轉疑以我為虛。
虛實不定,相輔相成,相生相存,使敵軍不無法判斷我軍主力之所向,而這種「虛實互變」的辯證思想或戰法,其實即是兵學上之陰陽辯證法,陰即代表「虛」,陽即代表「實」。《呂氏春秋》於用兵之時,亦強調洞悉戰力陰陽虛實、盛衰變化的能力,《呂氏春秋.決勝》云: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智者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
同篇又云:
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
孫子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
知己,每戰必殆」。 又云:「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所謂「知彼知己」工夫,即是洞悉我軍與敵軍戰力之陰陽虛實,亦是《呂氏春秋》所重視與強調的。
(2)莫見其形,隱於無形
善用兵者,勝於未戰,即非求勝於兵戰之發,而求勝於戰之未形,莫見其形實為無形的一種型態,在兵法上是以陰制陽,即是無形制有形的戰術運用。如《呂氏春秋.期賢》云:
嘗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失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
《孫子兵法.虛實》云: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用兵無形,是以陰制陽,無形使我軍處於神祕而不可測之陰暗處,使敵軍無法預料我軍戰力之虛實,兵力如何部署?如何調動?而敵軍卻始終處於明處,無法隱藏其戰力虛實,以致處於被動的險境。故《呂氏春秋.決勝》亦強調兵貴陰隱,隱則剋敵,其云:
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制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我暗敵明,以陰制陽,是以隱而難知之我軍,採形搏而集中之勢,攻敵之要害,一舉而乘之,則勝負之數,已可掌握。
(3)陽剛制勝、威懾敵軍
兵以勢勝,勢能顯威,而善用兵者,其兵未出,威聲懾敵,不待接戰,敵志瓦解,故《呂氏春秋》其亦重視以陽剛制勝、威懾敵軍之戰略思想如《呂氏春秋.論威》云: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
兵者,危事也,必置之死地而後生,故師之所出,將帥必無生歸之心,士卒乃有效死之念,方可決勝疆場,此亦為陽剛制勝,殲滅敵軍之戰略思想如《呂氏春秋.論威》云:
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己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
可見《呂氏春秋》在陰陽辯證軍事思想上是陰柔與陽剛並重、互用,此與重陰柔、棄陽剛之老子軍事思想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