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研究戰爭史的人都明瞭，《左傳》並不是一部專門描述戰爭的戰爭史，但《左傳》全書中共記錄了四百九十二起戰爭，加上《春秋》經上有記而《左傳》無記的三十九起，經傳合記大小戰爭五百三十一起。 在二百五十五年的歷史中發生如此眾多的戰事，《左傳》對當時各種戰爭反映之全面，以及對各次重大戰爭描述之詳盡，是歷史上其他史書所不能企及的。清儒吳闓生《左傳微》評曰：「左氏諸大戰，皆精心結撰而為之，聲勢采色，無不曲盡其妙，古今之至文也。」 職是之故，將《左傳》稱為《左傳》兵學或不為過，而《左傳》實為研究古代戰爭史不可或缺的一部書。
然而，《左傳》中描述戰爭景況較詳細的大戰如「繻葛之戰」、「長勺之戰」等計有十四次， 其中僖公二十八年（西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是春秋時期中原民族扺禦楚國勢力北侵最重要之一戰；宣公十二年（西元前597年）「邲之戰」，則是晉、楚兩國為爭奪控制鄭國而起，而此役楚國戰勝以後，楚莊王遂能進一步控制整個中原作準備。所巧者，這兩場戰役的主角都是晉、楚兩國，其重要性，故不待言，而國、內外研究與論述的著作已非常豐富；但接續而來的即是成公二年（西元前589年）晉、齊「鞍之戰」，此役晉國雖然擊敗齊國，惟未增加晉國之聲望，或得到任何實質利益，反而讓楚國坐收漁翁之利。誠然「鞍之戰」的過程雖不若「城濮之戰」、「邲之戰」複雜，但其重要性亦不可小覷，反之，研究「鞍之戰」的著作卻相當少，因而可以探討的空間即相對的增加，於是筆者不惴孤陋，願就「鞍之戰」提出一己之淺見。
貳、軍事結盟
《孟子．盡心章句下》云：「春秋無義戰」， 孟子對於春秋時期的武力征伐採取了一概排斥的態度。然而春秋時期的各國君主，大多認為天下紛爭，戰爭是無法避免，只有用武力纔能阻止戰爭、消弰戰爭。宣公十二年「邲之戰」以後，楚莊王論「武」云：
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失。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此為楚莊王回答潘黨築武軍京觀以炫耀武功時說的一番話。楚莊王只是借以闡述他的以戰爭抵禦戰爭的思想。戰爭雖不是目的，但武之「七德」中，禁暴、戢兵，即指消弭戰爭。因此，春秋時期的君主大都認為戰爭只有靠武力來消弭，然後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甚或鞏固霸業。
誠然，戰爭或須靠武力來消弭，春秋時期各國君主無不重視強兵強國，然且，更重視軍事的結盟，以此侵伐或對抗他國。例如僖公四年（西元前656年）齊桓公「伐楚之戰」；楚文王於西元前689-675年時，已併吞申、息、鄧等屏障中原之三個主要封建國家，打開了通往中原之大門。因而，楚成王亦於西元前671-626年時，順勢北進爭霸中原。當時中原之霸主是齊桓公，為阻止楚國勢力之北進，先後曾有「檉之會」、「貫之會」、「陽穀之會」等三次軍事結盟，因而，齊桓公乃於僖公四年，召集魯、宋、陳、衛、鄭、曹、許八國之師越蔡境而伐楚，由於齊、楚兩國勢均力敵，但楚國畏懼軍事結盟強大軍力，不敢輕啟戰端；而齊桓公也因楚國疆土廣大，勞師遠征，難以深入取勝，因而與楚國訂盟息戰。齊桓公伐楚之役，雖未取得勝利，但中原各國在齊桓公領導下軍事結盟，團結抗楚，才迫使楚成王暫時放棄北進中原野心，中原復呈安定之象。
又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是時楚國勢力幾已控制整個中原，黃河下游之大國，如齊、宋皆被楚國所侵略，且魯、衛、鄭、陳、蔡、曹、許等國，均已降服於楚，此時晉文公若以一國之力，似不足抵抗楚國的侵伐，故其政略乃是尊王室，以及與齊、秦軍事結盟，而使楚國的霸業遭受打擊。由上述實例可以證明，戰爭或須靠武力來消弭，而提高或增加一國的武力，則需國與國之間的軍事結盟，因此，軍事結盟為春秋時期各國君主所重視，亦是國家圖生存最實際、有效的方式。
事實上，西元前594年，晉景公興兵滅潞氏之狄（今山西省東南部），次年，又滅亡赤甲氏及留吁、鐸辰諸族，其疆土向東擴展至太行山以東、黃河北岸之地區，造成對於控制中原之有利戰略形勢，已奠定晉國再度稱霸之基礎。晉景公東定狄土後，其次一步驟是主動與齊國軍事結盟以打擊楚國，並阻止楚國勢力北侵。故在宣公十七年（西元前592年）晉景公欲召開盟會，派遣不良於行之郤克去齊國行聘，齊頃公卻笑客慢使，郤克憤而回國，向晉景公請求伐齊，晉景公再三不允。齊頃公聞此消息後，即速派大臣高固、晏弱等人往赴會，高固走至半途即逃回。晉、魯、衛、曹、邾等國在斷道（今山西省沁縣附近）結盟。由於齊頃公未親自參加盟會，高固又擅自逃走，晉國就辭去齊人，將齊使晏弱等人扣留。次年（西元前591年），晉國與衛國合兵伐齊，攻至陽穀（今山東省陽穀縣）。齊頃公親自與晉景公盟於繒（在陽穀附近），又向晉國納人質，晉國方退兵。
因此，晉景公「國家戰略」 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希望能與齊國軍事結盟，共同阻止或抵制楚國的北侵，然而，事與願違，西元前590年，齊國暗中與楚國軍事結盟，情勢不利於晉國，且造成對晉國的威脅，因而，晉國亦必須另覓軍事結盟的國家，以增強防衛武力。晉國以是選擇了魯、衛二國作為軍事結盟的對象，然而，晉國為何要選擇魯、衛二國為軍事結盟之對象呢？《孫子兵法》始計篇云：
兵者經之以五事，道、天、地、將、法是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事實上，戰略之運用，必須重視「地緣政治」 及「軍事地理」 因為，以地略形勢而論，位於晉、齊、楚等大國之間的小國，如魯、衛、曹、宋等國必須依附大國，才有保障與生存的空間；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些小國亦是晉、齊、楚等大國，所必須爭取軍事結盟的國家，因為這些小國位於晉、齊、楚等大國之間，是地形要衝與戰略要點，亦是大國之間的緩衝地帶，不論晉、齊、楚任何一國爭取了這些小國，就等於奪取到戰略地形與戰略優勢，誠如張師高評《左傳之武略》云：
戰略應用，重點既在講求地略形勢，就晉楚爭霸之地略形勢而言，……於中則爭宋；楚得其地，則直趨曹衛，逼臨齊魯，而脅晉之東疆；晉得其地，則可屏障曹衛齊魯，而南臨楚之申息。
因此，晉國積極與魯衛二國軍事結盟，是完全合於晉國的國家利益，反之，魯衛二國投靠、依附晉國亦是不得不爾，因為楚齊二國已軍事結盟，其必藉伐魯衛以
佔有有利之「戰略的疆界」 以抗晉國。所以在成公二年，齊國毅然決然伐魯。《左傳‧成公二年》記載：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魯國已於西元前592年在斷道與晉國軍事結盟，投靠晉國，以求保護，如今，齊、楚兩國結盟抗晉，而其必經之道是魯、衛兩國，除非魯國轉向與齊國結盟，否則，齊國侵伐魯國乃意料中事，不足為奇。
衛國所處情勢與地位與魯國完全相同，可說是彼此依賴生存，因此當齊國侵伐魯國時，衛國頗有「脣亡齒寒」感覺， 因而「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衛國之武力，必不如齊國，不過，衛國見魯國被齊國侵伐，衛侯即毫無選擇的主動抗擊齊國， 此亦為自保的必要行動。
西元前590年，齊國與楚國聯合，想藉楚軍來伐魯抗晉，於是晉國與魯國盟於赤棘。次年，齊軍侵伐魯國北部，奪取龍邑（今山東省泰安縣東南）南侵巢丘（今山東省聊城縣東北），於是晉、齊鞍之戰序幕，於焉展開。
參、內情分析
「戰爭是政治鬥爭的最後手段，在軍事行動背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因素」， 誠如上述，晉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是聯齊抗楚，職是之故，晉景公於魯宣公十七年（西元前592年）積極欲與齊國軍事結盟，惟因齊頃公卻笑客慢使，郤克憤而回國，此處《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史記》 均有詳細記載，因此，「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事實上，晉景公不因郤克個人受辱，進而伐齊，以致違背聯齊抗楚的國家戰略目標，這種的決策，絕對是正確無誤的，然而弔詭的是，最後晉景公還是出兵伐齊，其中原因何在？晉景公既然是一侯之君，會有什麼力量迫使其改變初衷？其中值得研析、探討的線索有二，其一，依《左傳．成公二年》記載：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首先，為何衛卿孫桓子與魯卿臧宣叔至晉國求救，是向郤克求救，而不是向晉景公求救？其次，晉景公同意出兵伐齊救魯、衛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且晉景公起初只同意出兵車七百乘，但郤克卻要求八百乘，最後晉景公還是同意了郤克的要求，這是出於自願，抑是迫於無奈？其二，依《左傳．宣公十七年》記載：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范武子宣說了一大堆的理由，乃是為了平息郤克受辱之憤，且願告老退位，讓郤克為政，攻打齊國，以洩其憤；而《左傳微》更云：
「已亂于齊」者，言泄忿于齊以免晉國之亂也。若無鞍戰，晉國之亂不待三郤時矣。此情唯范武子知之耳。
范武子之告老退位，是否畏懼「晉國之亂」？晉景公是否同樣畏懼「晉國之亂」且無法制止？這顯示了何種意涵？而《左傳微》在引述「『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之後，即云：『晉侯不欲動兵而卒不得。自此以后，晉權遂旁落矣。』」 因此，從上述的種種的資料顯示，晉景公聽從郤克的主張，違背聯齊抗楚的國家戰略目標，是迫不得已的，然而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實有必要一探其真實內情。
誠然，想一探晉國內情，首先須從晉國歷史朔源，而「作三軍」與「謀元帥」 則是事件的核心與重點。眾所週知，春秋初期無論天子或是諸侯，都親自掌握軍權，所以國君就是元帥，各國皆然，晉國自不例外，然而到了《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國兵力強盛，軍鋒所向，望風披靡，如《春秋經》云：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亦云：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
為了有效地對抗來自楚國的壓力，晉國在此緊要關頭，發揮蓄積的實力，也就是擴展兵力「作三軍」，將軍隊擴展成為「三軍」，以對抗楚國的勢力北進。事實上，晉文公在「作二軍」之時，仍親自作戰，更是晉國最高軍事指揮者。可是在「被廬之蒐」、「作三軍」將軍隊擴充為「三軍」時， 竟然要「謀元帥」， 而何謂「謀元帥」？《說文》有「謀」字云：「慮難曰謀。」也就是晉文公以「慮難」的態度去尋找擔任「元帥」的人選，即所謂的軍事指揮官，換句話說，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之後，晉文公不再是晉國最高指揮軍事者。這種情況，明顯地喪失了晉文公身為國君應有的權力，更凸顯了貴族權力的提昇，這當然違反晉國，乃至當時的傳統，而晉文公竟然同意施行，其主要原因乃在：晉國除了須對抗楚國勢力，且當時晉國貴族勢力強大， 文公必須調和從亡之士與舊有貴族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其最重要者乃是重新調整君臣的權力架構，也就是放棄自獻公以來君權獨大的高壓政策，改為對貴族讓步，將原屬國君的權力，移交給貴族。其中有兩項關鍵性的重點，其一，就是「謀元帥」，即文公交出最高軍事指揮權。其二，文公交出一般行政權，不再享有統治的權力，成為虛君。
既然晉文公之後，晉國國君大權旁落，已成虛君，迨至晉景公亦是如此，及至《左傳．成公二年》郤克又專任攻擊齊國的「中軍帥」， 所謂「中軍帥」者乃是掌握「三軍」中最高的軍事指揮官；郤克既為「中軍帥」，實權在握，晉景公已是虛君，因此，上述所提之疑問，例如，為何衛卿孫桓子與魯卿臧宣叔至晉國求救，是向郤克求救，而不是向晉景公求救？其次，晉景公同意出兵伐齊救魯、衛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且晉景公起初只同意出兵車七百乘，但郤克卻要求八百乘，最後晉景公還是同意了郤克的要求，這是出於自願，抑是迫於無奈？以及，范武子之告老退位，是否畏懼「晉國之亂」？ 晉景公是否同樣畏懼「晉國之亂」且無法制止嗎？這顯示了何種意涵？都可以得到確切的答案，晉景公最後作出違背、破壞聯齊抗楚的國家戰略目標決策，實在是出於無奈，或者說是被迫亦不為過。
肆、作戰過程與檢討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或有許多戰爭都是在擦搶走火的意外狀況下發生的，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的邲之戰，其引爆的原因，或可稱得上偶然，《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遂出陳。
因此，邲之戰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確實是在偶然的狀況下引爆的。事實上，晉景公實不欲與齊交戰，無奈齊頃公笑客慢使，激怒了郤克，而郤克又任晉國之中軍帥，主持政事，發誓報仇，所以鞍之戰亦是在偶然的狀況下發生的，其會戰經過及勝敗原因，臚列如后：
一、晉國致勝原因
誠然，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不過，我們研析春秋時期的古戰爭史，必須從中檢討勝敗之因，並汲取經驗，供後人參考學習，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將此當作戰爭小說欣賞，則其意義終究不大，因而，我們探討鞍之戰晉國致勝的原因有下列幾點：
（一）被迫出戰、謀定而動
晉景公最初的國家戰略目標是聯齊抗楚是有原因的，雖然，當時晉國其疆土向東擴展至太行山以東、黃河北岸之地區，造成對於控制中原之有利戰略形勢，不過，晉國南有楚憂，西有秦憂，如果齊國更與楚國軍事結盟共同對付晉國，如此，中間除了一些小國如魯、衛、曹、宋之外，晉國幾乎被強國三面包圍，其情勢亦十分險峻，加上晉國在此之前，已與楚國發生過兩次大戰，如西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濮之戰與西元前597年晉楚邲之戰，以及西元前627年與秦國又有晉秦郩之戰；晉國與鄰近的大國，戰爭如此頻繁，晉景公當然不願再有戰事發生，以爭取休養生息的機會，只是當齊楚結盟之後，齊國又主動侵伐被晉國視為戰略邊疆（戰略緩衝地）魯、衛兩小國時，晉國可以立刻感受到齊國的壓迫，如《左傳．成公二年》記載：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其次，由於齊國與楚國軍事結盟後，已無後顧之憂，所以西進攻擊魯、衛，主動爭取廣大戰略空間，並給予晉國實質壓迫，晉文公雖想避戰，但內有中軍帥郤克主戰，而無法不戰，外有齊國逼戰，可說是被迫出戰，所以積極聯合魯、衛兄弟之邦，聯合抗齊。
然且，此次作戰，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郤克為中軍帥實為統帥三軍之人，其亦為胸有韜略，內斂沉穩之領導人才，依傳記載：
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
晉景公同意出兵七百乘，但郤克卻說，這是城濮之戰的數字，他更能放低身段說：城濮之戰是晉文公優異領導及軍紀的嚴明，才能作戰勝利，所以他爭取出兵八百乘，由此，亦可顯現郤克處事鎮定，絕不因急切的報仇之心而急躁冒進，且是積極做好戰前兵力需求規劃，實為深謀遠慮，謀定而動之優秀將領。
（二）領導有方、背水一戰
領導統御是軍隊精神戰力凝聚、增長與發揚的張本，然而，軍隊的戰鬥力不僅須要強化有形的戰力，更不能忽視無形的精神戰力，而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即能將精神戰力發揮至極致，以使有形戰力與無形戰力相輔相乘。《為將之道：指揮的藝術 － 風格代表一切》一書云：
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是由許多素質所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專業知識、決策、人性、公正、勇氣、體恤、忠誠、授權、無私和風格。但是從我所有的研究當中，很清楚的看出成功領導者的素質絕對沒有一項比得上風格（character）重要。人們所以會記得許多偉大的將軍，像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羅伯‧李（Robert E Lee）、喬治‧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除了他們是偉大的領導外，更是因為他們顯著的風格。
誠然，每一位領導者，均有其獨特的領導風格，鞍之戰中領導晉軍的最高軍事指揮官郤克 － 中軍帥，亦不例外，左傳記載：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不過，《韓非子．難一篇》評論云：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循」，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子言謗也？……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
韓非子以法理的觀點，評斷郤克分謗的行為，是抱持著否定的態度，甚至認為郤子之言，「非危則亂」或「非分謗也，益謗也」，然而，筆著從戰場領導統御藝術分析，郤子在韓獻子「既斬之」後，能很果斷的為其分謗，這種領導風格其實是值得激賞的，因為充分顯示郤克肯為部屬承擔過失，因而韓獻子或有將功折罪的心理，以為郤克所用，如此亦可團結軍心，激勵有形與無形戰力，共同抗敵，在此舉出「使功不如使過」之例，如《新唐書．李靖傳》云：
高祖怒其遲留，陰敕磢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請命，於是獲免，……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置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虜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效。
《後漢書》亦云：
索盧放初置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如此論郤克之分謗，或可稱為「使功不如使過」的極佳範例。又如《左傳》記載：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鞍之戰結束後，晉景公謂郤克，此次作戰勝利以他的功勞最大，郤克謙虛的說：此次戰勝是由於賢君的訓示，以及全軍將士的共同效命；同樣的問法，晉景公問士燮，士燮回答說：此次戰勝，全出於上軍帥荀庚的謀劃，以及中軍帥郤克的調度；最後問到下軍帥欒書，欒書亦說：這次的勝利，全靠上軍之佐士燮的策劃，以及全體將士的用命奮戰。以事實而論，領導這次戰爭勝利最大功臣實非中軍帥郤克莫屬，但一場戰役之後，這些領導者卻都推讓功勞於他人，或許這是受到郤克分謗的領導風格影響，才能將帥無間，三軍一心；反觀，晉、楚邲之戰，《左傳》記載如次：
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晉軍之失敗，並非實力不如楚軍，而是由於將帥不和，作戰時各逞其能，造成軍心渙散之結果。所以鞍之戰的勝利原因，實可歸結為領導有方，使能「帥乘和」將士用命。
然而，郤克此次任命為三軍之中軍帥，權力最大，責任亦最重，尢其是此次戰役幾乎是郤克欲報私仇，導致范武子退位，甚至拂逆晉景公避戰主張，以及違背晉國聯齊抗楚的國家戰略政策，積極主戰，因此，對卻克個人而言，鞍之戰是背水一戰，只能勝、不可敗，否則其下場將不堪設想，因而郤克已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裡準備，或許這亦是促使此次戰役勝利內在原因之一。
（三）負傷不退、堅持到底
戰爭是極具暴力性，造成大量的人員死亡，因此，身臨戰場者，生死決於分寸之間，加以傷亡相繼，屍橫遍野，體裂血流，慘不忍睹，恐怖與悲慘的景象，彌漫、充斥戰場，極易打擊作戰意志；克服之道，則須運用智慧、勇氣、意志力，尤其是戰場官兵的意志力實為戰爭勝敗的關鍵。例如鞍之戰主帥郤克在戰場上與部屬意志力的相互激勵，《左傳》即運用十分簡捷、凝練的對話，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即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主帥郤克受傷極重，血已流到腳部，但是他依然勇敢的繼續敲擊戰鼓，而他的部屬解張亦鼓勵他說：我的手與肘在一開戰時就被箭射穿了，鮮血染紅了車輪，我只有忍耐；鄭丘緩亦說：每當遇到危險之時，我都不顧疼痛與危險，親自下來推車；最後解張還鼓勵說：全軍都以我們的旗鼓為進退依據，兵車只要有一人坐鎮就可以，豈可因我一人負傷而壞了軍國大事？只要我沒死，但願能跟將軍繼續作戰。主帥郤克聽了這番話後，就立刻拉起馬韁並錘打戰鼓，將士奮勇向前衝殺，結果大敗齊軍。
二、齊國戰敗分析
任何一場戰爭的勝敗必有其原因的存在，鞍之戰齊國戰敗的原因，大致可歸結下列幾點：
（一）不義四鄰、驕傲結憾
邲之戰後，晉景公一則欲休養生息，以蓄養國力，一則為阻止楚國勢力北侵，故積極與魯、衛等鄰近之國家軍事結盟，而其國家之戰略目標更是聯齊抗楚；反觀齊頃公無法洞悉局勢，亦不能確立對己有利之國家戰略目標，而且不能與魯、衛等鄰國和平相處，甚至因頃公羞辱晉國使臣郤克，導致日後晉、齊兩國交惡，最後爆發鞍之戰。而鞍之戰齊頃公失敗的主要原因，〈春秋經筌〉即有確切、詳實的描述如次：
魯貳於晉久矣，而齊未遽加兵於魯者，蓋望魯之或改而事齊也。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皆哆然。外之，獨魯宣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公之好，而折節事齊，蓋亦不情矣。末年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而齊不察見歸父之來奔，猶以為魯之未絕齊也。既而成公立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始知魯決然無齊，故有北鄙之伐焉。頃公驕傲結憾於諸侯，晉衛既以仇齊，今又賈怨於魯，其召鞍之敗非不幸也，蓋自取也。
可見，剛開始時，魯國與晉國關係亦不是很好，因而齊國應乘此機會爭取與魯國軍事結盟，只可惜齊頃公對於如魯、衛等鄰近小國亦不知善處結交，甚至於魯國與晉國結盟而叛齊國時，齊頃公亦尚未察覺。其次，《春秋繁露》亦云：
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
由此觀查，晉、齊鞍之戰，齊國戰敗的主要原因，是齊頃公不義四鄰、驕傲結憾所致。
（二）個性衝動，驕橫輕敵
一場戰役的勝敗，與領導戰役的指揮官個性有很大的關係，例如鞍之戰晉國三軍帥郤克個性內斂沉穩，思慮縝密，當晉景公同意出兵七百乘時，而郤克考量作戰需求，即主動多爭取一百乘兵車，以滿足戰力需求，而在韓獻子「既斬之」後，很果斷的為其分謗，以使將帥無間，三軍同命，且在戰場上，負傷不退，堅持到底，實為深謀遠慮，謀定而動之優秀將領。反觀齊頃公在會戰之初，《左傳．成公二年》描述：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短短數語，即充分表現出齊頃公的個性衝動，驕橫輕敵。職是之故，慎戰兵聖孫子描述輕敵之害有云：
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摛於人。
《左氏兵略》引北宋張預之言：
不能料人及輕敵以武進，必為人所摛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後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也。
然而歷史上卻有類似「朝食」或「會食」之成功案例可供參考，如《史記》記載：
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後漢書》亦記載：
光武至信都，以（賈）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從上述二個成功案例，可以瞭解，同樣是「朝食」或「會食」，但因為戰場指揮官個性的不同，就有不同的結果。因此《左氏兵略》亦引《捫蝨談》總結評語：
滅此朝食與破趙會食等耳，一幾遺晉禽，一卒入趙壁，豈有幸有不幸哉，輕而寡謀與勝而後戰，蓋有不待兵交而決者。
所以齊頃公「輕而寡謀」或是兵敗的重要原因，《韓非子．亡徵第十五》云：
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因此，我們探討齊頃公所以兵敗辱國的原因，或可從齊國伐魯國奪取龍邑，且又乘勝伐衛國，接連勝戰，志得意滿，以為無敵國可患，所以導致頃公驕橫輕敵，此即是韓非子所謂：「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伍、結語
《左傳．成公十三年》（西元前578年）劉康公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國家大事除了祭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戰爭。自春秋初期周王朝的至尊地位衰落之後，爭當盟主（霸主）成為列國之間最重要的事，從《左傳》所記載的幾百次戰爭來看，大吞小，強凌弱的戰爭彼彼皆是，絕大部分的戰爭，尤其是十幾次大戰，無不為爭霸而起，為爭霸而戰，真可謂春秋無義戰，而鞍之戰即是其中有名的戰爭之一，然而為了爭霸，許多國家進行軍事結盟，鞍之戰晉國本欲聯齊抗楚，但事與願違，因為，戰爭有時是政治情勢的延續，或由國家的政治狀況所引起，例如齊頃公驕傲結憾，羞辱晉國使臣郤克，導致郤克發誓報仇，而晉景公迫於國內政治情勢，只能順從郤克意志，積極與魯、魏等國軍事結盟以對抗齊國，但齊頃公個性衝動，驕橫輕敵，面對晉、魯、衛軍事結盟大軍，齊國戰敗實是意
料中事。《春秋經筌》對鞍之戰亦有評析如次：
鞍之戰所謂用大師爾，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招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 啟大夫之橫者，四國也！齊侯不義，而四國之君不智，春秋蓋同一貶焉！
而〈春秋通說〉亦云：
晉郤克切齒於婦人一笑之辱，遂伐齊以洩其氣，鞍之戰，蓋晉大夫專權逞忿之兵也，魯衛曹皆從霸令也。
由上論述，我們瞭解鞍之戰實非救亂誅暴正義之戰，應是春秋時期典型的不義之戰。且齊頃公經過這次教訓，已收斂其傲慢之態度，如《春秋繁露》云：
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齊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
其次，在鞍之戰的前一年，楚國己與齊國結盟，至齊軍戰敗，楚國為救援盟國，乃於同年冬十月傾全國之師伐衛侵魯，擊敗魯軍於蜀，進駐陽橋，魯國不得已而向楚國賄賂求和。當時晉軍正自齊國凱旋西歸，但畏懼楚軍眾多，懼與楚軍交戰，於是楚國邀合齊、秦、魯、宋、衛、鄭、陳、蔡、許、曹、邾、薛、鄫等十三國盟於蜀，此為春秋以來參加國數最多的一次大盟會。然而，晉、齊鞍之戰，晉國雖然擊敗齊國，但此激戰之勝利並未增加晉國之聲望，反而讓楚國坐收漁翁之利，諸候全部傾向楚國。不過，由於齊頃公戰敗後的深自檢討並能「內愛百姓，外敬諸侯」，且於鞍之戰後一年親自朝晉以結好，使得晉國聯齊之計劃邁進一大步，此亦是晉國之一大收獲。
參考書目
壹、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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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微》，清．吳闓生著，白兆麟點注，安徽：黃山書社出版，1995年12月，1版1刷。
《清儒春秋彙解〈上、下冊〉》，楊家駱主編，台北：鼎文書局，1972年4月，
初版。
《左氏兵略》，陳禹謨著，台北：武學書局，1956年8月，初版。
《左傳漫談》，張善文、馬重奇主編，台北：頂淵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
《左傳之武略》，張高評著，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10月，初版1刷。
《左傳導讀》，張高評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10月，再版二刷。
《春秋三傳考異》，謝秀文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8月，初版。
〈春秋公羊傳注疏〉，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1月，初版。
〈春秋穀梁傳注疏〉，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1月，初版。
《史記》，漢．司馬遷撰，洪北江主編，台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9月，3版。
《韓非子集釋》，戰國．韓非撰，陳奇猷校注，台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3月，臺景印1版。
《新舊唐書合鈔》，楊家駱主編，台北：鼎文書局，1973年5月，初版。
《後漢書．獨行傳》，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北京：新華書店，1987年10月，1版4刷。
《國語．晉語五》，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11月，台1版
《四書章句集註》，宋．朱熹著，台北：鵝湖出版社，1998年10月，4版。
《戰略研究入門》，鈕先鍾著，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9月，初版1刷。
《孫子兵法》，春秋．孫武著，莫華編繹，台北：沛來出版社，2001年10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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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兵書雜談》，許保林、王顯臣著，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3月，1版2刷。
《為將之道：指揮的藝術 － 風格代表一切》， 艾德格‧普伊爾（Edgar F Puryear）著，陳勁甫譯，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1刷。
《中國戰史大辭典》，劉英柏校對，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6月。
貳、單篇論文
《論「被廬之蒐」》，劉文強著，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學報，第二期，1994年4月。
〈略論邲之戰〉，劉文強著，第九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6 月。
〈論城濮之戰〉，劉文強著，空軍官校「戰史與戰爭文學」學術研討會，2001年3月。
〈春秋「城濮之戰」之研究〉，邱德修著，空軍官校「戰史與戰爭文學」學術研討會，2001年3月。
《春秋無義戰論》，簡福興著，高雄：高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1982年5月。
《試論「齊晉鞍之戰」 － 兼及《左傳》的戰爭描寫》，鄒慶浩著，棗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19卷，第6期，2002年12月。
〈春秋經筌〉，清．徐乾學輯，清．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台北：漢京文化事有限公司，1980年。
2009年5月19日 星期二
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呂氏春秋》陰陽軍事思想析探
迨至周室衰微，諸侯相爭，五霸逞強，七雄並出；及至秦穆公，稱霸西戎，孝公之世，得商君之佐，國以富強，復經惠、武、昭、襄數世，蒙故業，因遺策，敗六國之師，及莊襄王立，因呂不韋之助，以無幸之質，得有秦國，故以其為丞相，封文信侯。及至子政立年幼，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國事大權，擅於一身。不韋雖以商賈崛起政壇，然非泛泛唯利是圖之輩，且為一有雄心壯志之士。對於其作《呂氏春秋》之企圖與用心，田台鳳《呂氏春秋探微》有所描述如后：
當其位尊勢隆之際，觀秦之統一天下，近在眉睫，而當日之情勢，學者多辯，言利辭給，務以相毀，期在必勝，為未雨之綢繆，故集眾士為書，思藉政治勢力，定學說治道之紊，以成一代興王典禮，作他日治國之準繩，此呂氏春秋之所作也。
《呂氏春秋》內容涉獵相當全面，舉凡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天文、科技、衛生、歷史、農業、養生、哲學，乃至藝術，幾至包羅殆盡，真是「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史義軍、張榮慶合編之《呂不韋與呂氏春秋》云：
《呂氏春秋》吞吐百家而集大成。大體說來，〈當務〉、〈慎人〉、〈貴信〉、〈壹行〉等篇，多取孔子思想；〈孝行〉多取曾子思想；〈忠廉〉、〈介立〉、〈觀表〉多取孟子思想；〈音初〉、〈勸學〉、〈用民〉多取荀子思想；〈精通〉、〈具備〉多取〈中庸〉思想；〈應同〉、〈召類〉多取《易傳》與陰陽家思想；〈精喻〉、〈博志〉、〈執一〉多取老子思想；〈貴生〉、〈重己〉等篇，多取楊朱思想；〈任數〉、〈知度〉多取老莊思想；〈序意〉、〈圓道〉多取黃、老思想；〈察今〉多取商鞅思想；〈慎勢〉多取慎到思想；〈權勲〉多取韓非思想；〈節喪〉、〈安死〉多取墨子思想；〈振亂〉、〈蕩兵〉多取兵家思想；〈上農〉、〈任地〉等篇多取農家思想；〈察微〉、〈正名〉多取名家思想等等。
《呂氏春秋》自漢代以來，一直被稱為雜家，田台鳳《呂氏春秋探微》云：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統一天下之前，目睹當時「人以為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察今篇）必統而一之，故呂書深知王政之道，非一家之可盡貫，非一學之可盡包，非若前述諸子，或欲一之於仁義，或欲一之於法條，或欲一之於無為，或欲一之於兼愛，乃混諸說而調和之，思擇其菁華，融之於治道，此所以稱雜家之始祖也。
呂書綜合全面，渉獵廣泛，且兼蓄各家思想，但卻不是雜湊成篇，而是揚棄中而有取捨、有批判、有改造、有發展。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對《呂氏春秋》的內容與章節作概括式描述如后：
《漢書．藝文志》記《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呂氏春秋》分紀、覽、論三大部分，紀十二篇，覽八篇，論六篇，總篇數與《漢書》同。每篇又有子篇若干。十二紀按四季、十二月份排列，每一紀有紀首一篇和論文四篇共五篇，十二紀共計六十子篇。八覽各覽有論文八篇，但〈有始覽〉缺一篇，共計六十三子篇。六論每論有六篇，共計三十六子篇。加上十二紀末的〈序意〉一篇，全書計有子篇一百六十。東漢高誘的《呂氏春秋注》，是此書最古的注本，著錄於《隋書．經籍志》。
《呂氏春秋》由八覽、六論、十二紀為綱，每一綱下又分若干細目，每一目都是短論性質，內容涉及先秦各家的思想，尤其是蘊含豐富的陰陽家思想。
（一）《呂氏春秋》以陰陽思想為主幹
《漢書．藝文志》將《呂氏春秋》列於雜家，但其主導則為陰陽家思想，如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云：
《呂氏春秋》一書，係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而成（詳《史記．呂不韋列傳》），《漢書．藝文志》列於雜家（《呂氏春秋》雖是雜家，但其主導思想則是陰陽家，詳附錄〈《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因此，各家各派之作，各自為篇，雜陳於呂氏書中。而各家各派有其獨特之思想，又各有其特殊之辭語，即同一辭語，恆殊其義。故注釋《呂氏春秋》，分別各篇所屬家派，實為首要任務。否則，必致張冠李戴，混淆不清，更瞭解文章之真意。
誠然，《呂氏春秋》雖是雜家，但其主導則是陰陽家思想，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云：
陰陽家的思想是秦代的顯學，所以呂氏直接引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同應篇），作為全書開宗明義之章。同時在殘存的自序中，特別解釋了十二紀的意義是在法天地，紀治亂存亡，知壽夭吉凶，定是非的標準。這說明《呂氏春秋》接受了陰陽家的世界觀。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云：
陰陽五行學說對《呂氏春秋》思想體系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據《史記》的〈孟荀列傳〉、〈封禪書〉和李善的《文選．魏都賦注》所載，鄒衍的哲學思想有三：一是「深觀陰陽消息」，以陰陽消長說明四時的更替；二是「禨祥度制」，即天瑞天譴說；三是「五德轉移」或稱「終始五德」，以五行相生相勝解釋朝代的興衰。
《呂氏春秋》渉及陰陽家思想者甚多，茲將其重要之處臚列於后：
在「天地陰陽與人事興衰」感應部份，《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云：
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蚠坌；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
《呂氏春秋．恃君覽．達鬱》又云：
三年，國人流王（厲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譚戒甫：鼠屬陰，馬屬陽，周鼎著鼠，令馬履之，正欲以陽制陰。），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
在「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之處，《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
在「陰陽變化、是謂天常」之處，《呂氏春秋．仲夏紀．大樂》云：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寒或暑，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
在「月為群陰之本」之處，《呂氏春秋．季秋紀．精通》云：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
《呂氏春秋》內容蘊涵豐富的陰陽思想，對漢代經學產生巨大影響，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云：
《呂氏春秋》對於漢代經學，包括董仲舒的神學，有巨大影響，兩者有不解之緣。經學家以六經為典範，以仲尼為先師，從不承認《呂氏春秋》與他們有什麼師承關係。實際上他們很看重《呂氏春秋》書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自十二紀紀首被入〈禮紀〉以後，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漢代很重視《呂氏春秋》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其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云：
兩漢統治者在施行賞刑、頒布詔令時，都要考慮如何調陰陽、順四時、合五德，此種風氣，愈晚愈盛。《漢書》設〈平行志〉，將歷年發生的自然災異與政治變故，次第列出，附以董仲舒、劉向、劉歆及其他經學家的說明，目的是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鑒。當然，不能說漢代的五行說全來自《呂氏春秋》，但是經過了秦火，先秦鄒衍學派的資料大都散佚，由《呂氏春秋》保存下來的十二紀與〈應同〉、〈名類〉等篇，至少是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來源，當無疑問。
總而言之，《呂氏春秋》承繼先秦鄒衍陰陽學術思想，爾後更與經學結合，
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在政治、思想上實有不可忽視之影響力。
（二）《呂氏春秋》蘊涵之軍事思想
周朝東遷以降，受世官、世祿制度所造就的巨室政治出現鉅大的改變，封建禮法開始崩解，上陵下替，強制弱，眾暴寡，征戰頻仍，依據《中國戰史大辭典 － 戰役之部》統計，春秋時期大型戰爭即有十九次之多， 而《左傳》全書共紀錄了春秋時期四百九十二起戰爭，加上《春秋》經上有記而《左傳》無記的三十九起，經傳合記大小戰爭五百三十一起， 且高銳《中國上古軍事史》云：在春秋時期近三百年間，大小戰役約八百餘次，平均一年就有兩到三次。 兼併戰爭及大國的爭霸稱王，一方面打破了原來的國野界限，一方面沖坍了原來森嚴的等級結構。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自此一變而為「自諸侯出」，再變而為「自大夫出」。各大國爭霸與兼併，形成了韓、趙、魏、齊、秦、楚「戰國七雄」，且魏、楚、秦三國先後推行變法，以求強國，以吞併他國，戰國即在兼併戰爭中由分裂終走向統一，最後，秦滅六國，統一天下。
呂不韋於秦國統一天下之際，為未雨之綢繆，故集眾士為書，思藉政治勢力，定學說治道之紊，以成一代興王典禮，作他日治國之準繩，故成《呂氏春秋》之作。而此書在兵戈不息、戰爭頻仍之氛圍下所作，除對各家思想無所不包，兼容並蓄，而其於軍事思想，亦有其思想之特色，如其書中有〈蕩兵〉、〈振亂〉、〈禁塞〉、〈懐竉〉、〈論威〉、〈簡選〉、〈決勝〉、〈愛士〉等篇，即是《呂氏春秋》所蘊含之軍事思想，其主要立論如后：
1、主張義兵、反對偃兵
戰國之時，爭伐兼併，兵戈不息，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墨子目睹生靈塗炭，乃倡非攻之說，〈非攻上〉其云：
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孟子．離婁上》亦云：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墨子與孟子的偃兵之說，在當時未有多大實質效果，故又有蘇秦之流，倡合縱說，合縱者，乃小國互助救守以禦大國之攻伐也。而對此不利秦國一統天下之偃兵之說，《呂氏春秋》起而反對，如《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欲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
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文雖辨，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呂氏春秋》認為，從古至今，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可禁亦不可止，而誅伐之事，是懲叛亂民，此謂之「義兵」，乃是必要之舉措，偃兵之說，猶如因饐廢食、因溺棄船，是違反歷史之演化規則，所以主張「義兵」，反對偃兵。《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夫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能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
《呂氏春秋．孟秋紀．禁塞》云：
故取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
在戰國末期，秦國於其他六國而言，國勢、實力均佔優勢與上風，且秦國為消滅六國，採取攻勢，主張攻伐，反對六國合縱以救守；而呂不韋亦主觀認為，秦之攻伐完全是義兵，事實上，戰國時期之攻伐，義兵義舉實少，大都是不義而侵略之攻伐，所以《呂氏春秋》之義兵之說，或可說是替秦國之攻伐六國，尋一個正當的理由與藉口而已。因而，《呂氏春秋》認為戰爭由來是相當久遠的。
2、重視紀律、無堅不摧
《呂氏春秋》 主張攻伐，《呂氏春秋．振亂》云：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天下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
《呂氏春秋》認為秦國發動之戰爭即為義兵義舉，未免過於主觀，然不論所發動之戰爭是否為義兵義舉，爭城用兵唯一之目的就在戰勝敵軍，此則須重視軍隊實務之訓練，才能達到剋敵致勝之目的。《呂氏春秋》在重視紀律與軍令之實務訓練方面，亦有許多描述，如《呂氏春秋．懐寵》對紀律之要求，其云：
故兵之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仇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
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樂其民，而長老說其禮，民懐其德。
《呂氏春秋》深知爭城、用兵、作戰都須用兵之死力，而民是兵之來源，所以得民則昌，這亦是最好的戰略經營。而失民者亡，且為戰必敗，此為千古不變之理。故《呂氏春秋》要求「兵之入於敵之境，……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歸之」，可謂擾民之事，無不戒之。且「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民懐其德」，《呂氏春秋》認為，軍隊若有此紀律，以此出師，何敵不摧？以此召民，何民不服？
3、兵貴乎精、不貴乎多
古今治兵者，重在訓練有素，故「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此為精銳之軍。對此，《呂氏春秋．仲秋紀．簡選》有精采、詳細之論述：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絫，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王闔廬是矣。
同篇再云：
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犠，……遂有夏。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所謂「兵貴精、不貴多」，故《吳子．治兵第三》云：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因此，練軍之卒，以一敵十，以十敵百，以百敵千；不練之卒，十不敵一，百不敵十，千不敵百，雖眾無益。少康一旅中興，武王虎賁三千，克紂於牧野，「兵貴精、不貴多」。
欲達致「兵貴精、不貴多」之境界，則須善於知兵，《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
考察戰爭細微之處：在內心相鬥而沒有表露出來，是戰爭；怒目而視，是戰爭；使用傲慢的言辭，是戰爭；相互牽制，是戰爭；三軍相互攻戰，是戰爭；相互摔跤，是戰爭；群眾相鬥，是戰爭；三軍相互攻戰，是戰爭。這八種都是戰爭。善知兵者，非決鬥於疆場，始謂之兵戰，由內心之敵對仇視，……而擴至於三軍攻戰，皆兵戰之道，能善知兵者，而察其微，故能達致「兵貴精、不貴多」之境界。
4、臨陣當先、不懼安危
波灣戰爭美軍統帥史瓦茲柯夫曾說一句名言：「下令要部下上戰場算不得英雄，身先士卒上戰場才是英雄好漢」， 《呂氏春秋．貴直論第三》亦以趙簡子臨戰之時，能否臨陣當先、不懼安危，此為戰爭勝敗之關鍵，其精采描述如下：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屏蔽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鳴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 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抜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戰場乃死生之地，在臨戰之時，主帥不能臨陣當先，戰士必然退卻。故欲戰士不顧生死、衝鋒陷陣，則主帥必須不避危險，身先士卒。因而，行人燭過謂趙簡子，主帥不能一馬當先，而欲戰士不顧生死，這是不可能的。趙簡子悟出其中道理，「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呂氏春秋》認為戰爭是自古有之，也是避免不了的，《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云：
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
既然認為戰爭是避免不了的，故《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正義的戰爭即是拯救天下的良藥。
誠然，《呂氏春秋》在戰火漫天的戰國時代提出正義戰爭的概念，主張不能因噎廢食而捨棄正義的戰爭。惟秦國是否以義戰之名，以行侵伐之實，《呂氏春秋》卻無論述，其用心亦明矣。
（三）《呂氏春秋》之陰陽軍事思想
戰國之世，兵戈不息，各國國君，皆務拓疆闢土。而目睹生靈塗炭之有識之士，乃有非攻之倡，一時偃兵之說甚囂塵上。及至戰國晚期，秦勢日盛，六國懼秦之心日益，蘇秦之輩復倡合縱之約，相互救守，以擯強秦。而此時，呂不韋為丞相，著《呂氏春秋》，乃倡義兵之號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呂氏之心，實招然若揭，而《呂氏春秋》對戰爭之論述，實為多矣，惟在諸多戰爭之論述中，亦蘊涵許多陰陽軍事思想如后。
1、順天應人、用兵以時
《呂氏春秋》之十二月紀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闡明四季十二月的天文、曆象、物候等自然現象。並紀人君行事，居處服色，禁忌事項，皆當配合時令，且象其日月星辰，以授民時；如依五行學說，春季屬木，陽氣漸盛，萬物萌生，是生養的季節。因而，人君發布政令，須以寛厚仁慈為主，禁止殺伐，殘害生命，故《呂氏春秋．孟春紀》云：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
《呂氏春秋》十二紀是包括春、夏、秋、冬四季，各季又分孟、仲、季三月。孟春季即是春季第一個月，為農曆正月，在這春生季節裡，人君應順應天時，各種的政治措施都須有利春生。所以在這個時候，不可以發動戰爭、大動干戈，這是違背自然規律，必受天譴。所以《呂氏春秋．季春紀》云：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旱降，兵革並起。
季春即農曆三月，在這個月份裡，人君須順應天時，要「布德行惠」、「賜貧窮」、「聘名士」、「禮賢者」、「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等， 最重要的是，人君在各季節有各季節該作的事，不可紊亂，若季春行秋令，則將有戰爭發生。因此，《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
人君要能「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順天應時，才能便生、不擾民，有利施政。
其次，《呂氏春秋》於夏季亦有其適切之作法。依五行學說，盛德在火， 是萬物繼續生長繁榮的時期。 因而，人君須順應天時，要「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農勉作，無伏於都」，要「斷簿刑，決小罪，出輕系」，要祭祀山川百神，為民祈福。其在仲夏季節，《呂氏春秋．仲夏紀》云：
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谷，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如果在仲夏時節，實行應在冬季實行的政令，就會引起不義之兵，暴害人民，釀成兵災。若是在季夏，《呂氏春秋．季夏紀》則云：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
在季夏，樹木正繁榮茂盛，不許砍伐，更不可以發動兼併諸侯的戰爭，以及不可興兵動眾，造成兵禍，有損士氣。
再者，《呂氏春秋》認為秋季，是盛德在金，為萬物成熟凋落的季節。所以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因而人君發布政令，其重點應是懲治罪惡與征伐不義。故《呂氏春秋．孟秋紀》云：
是月也，……盛德在金。……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歷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
是月也，……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嬴。
因而在秋季中，人君最重要之工作是「命將帥」、「選士歷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天地始肅，不可以嬴」。所以在〈孟秋〉、〈仲秋〉、〈季秋〉等三紀，所包含的十五篇章，僅〈知士〉篇與作戰無關，其餘全都是有關戰爭或與戰爭有關的言論。 事實上，在上段《呂
氏春秋》蘊含豐富之軍事思想篇章中，對《呂氏春秋》之戰爭觀已有詳細探討，不再贅述。惟《呂氏春秋》是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陰陽軍事思想的概念，故在〈孟秋〉、〈仲秋〉、〈季秋〉等三紀這十四篇裡，充分地探討戰爭的問題。
最後，依五行學說，冬季是盛德在水，是萬物收斂閉藏的時期。人君發布政令，必須順應冬陰閉藏之氣。 因而《呂氏春秋》認為冬季「天地不通，閉而成冬」，故「命百官謹蓋藏。」要「備邊境，完要塞」。而在冬季亦是「天子乃命將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 之季節，所以這個時節，是利用農民於收成作物之後訓練部隊的時期，亦是將帥藉此時機，講習武事，研討軍事謀略的最佳時機。但在冬季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惟《呂氏春秋》配合時令、用兵以時，如春令盛德在木，象萬物萌芽，生機盎然，所以國君應以恤生養生為主，故禁殺生，戒稱兵。秋令盛德在金，象萬物肅殺，所以國君施政，以厲兵申刑為主，故禁封侯，戒留有罪等等，如此配合時令、用兵以時，而君主果能遵行而不相違悖？田鳳台《呂氏春秋探微》則云：
然此分令相拘不通之行事施政，……若春不稱兵，敵軍壓境，果將束手就縛乎？……秋時始刑，罪大惡極之徒，能收賞罰及時之效乎？冬時戒邊講武，夏秋果可忽之乎？……但豈若呂書月令之拘時施政，斤斤於順五行之德，懼違時之禨祥而已乎？
君主是否能配合時令，不違五行之德並用兵以時？而「懼違時之禨祥」之論或是對《呂氏春秋》客觀之檢驗。
2、陰陽辯證軍事思想
《呂氏春秋》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並配合時令、用兵以時，如在春生季節裡，主在生養，不可以發動戰爭。於夏季是萬物生長繁榮的時期，不可興兵動眾，造成兵禍。在秋季季節中，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陰陽軍事思想概念，是「命將帥」、「選士歷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之時。而在冬季季節，是利用農民於收成作物之後訓練部隊的時期。且其在用兵之戰略思想中亦蘊涵陰陽辯證軍事思想如后：
（1）洞悉陰陽、決勝虛實
在軍事戰爭中，敵對雙方所致力的，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其達成之手段與方法，就是考量、研判敵軍「虛實」，乘敵之虛，奪取勝利，如《管子．制分》云：
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兵學之中永遠脫離不了戰力虛實之考量以及運用辯證方法如何將戰力
「虛實互變」。例如我軍所處的戰略情勢本是優勢的，惟有時被敵軍逼到被動的狀態，是常有的事，因而須用「以實示虛」、「以虛示實」、「避實擊虛」或「實而實之」、「虛而虛之」、「先虛後實」、「先實後虛」、「外虛內實」、「外實內虛」等等之戰法使我軍由劣勢或被動地位，轉化為優勢與主動，並創造出有利條件，造成戰力「虛實互變」的情勢。如《草廬經略．虛實》云：
虛實在我，貴我能誤敵，或虛而示之以實，或實而示之以虛。或虛而虛之，使敵轉疑以我為實。或實而實之，使敵轉疑以我為虛。
虛實不定，相輔相成，相生相存，使敵軍不無法判斷我軍主力之所向，而這種「虛實互變」的辯證思想或戰法，其實即是兵學上之陰陽辯證法，陰即代表「虛」，陽即代表「實」。《呂氏春秋》於用兵之時，亦強調洞悉戰力陰陽虛實、盛衰變化的能力，《呂氏春秋．決勝》云：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智者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
同篇又云：
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
孫子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
知己，每戰必殆」。 又云：「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所謂「知彼知己」工夫，即是洞悉我軍與敵軍戰力之陰陽虛實，亦是《呂氏春秋》所重視與強調的。
（2）莫見其形，隱於無形
善用兵者，勝於未戰，即非求勝於兵戰之發，而求勝於戰之未形，莫見其形實為無形的一種型態，在兵法上是以陰制陽，即是無形制有形的戰術運用。如《呂氏春秋．期賢》云：
嘗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失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
《孫子兵法．虛實》云：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用兵無形，是以陰制陽，無形使我軍處於神祕而不可測之陰暗處，使敵軍無法預料我軍戰力之虛實，兵力如何部署？如何調動？而敵軍卻始終處於明處，無法隱藏其戰力虛實，以致處於被動的險境。故《呂氏春秋．決勝》亦強調兵貴陰隱，隱則剋敵，其云：
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制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我暗敵明，以陰制陽，是以隱而難知之我軍，採形搏而集中之勢，攻敵之要害，一舉而乘之，則勝負之數，已可掌握。
（3）陽剛制勝、威懾敵軍
兵以勢勝，勢能顯威，而善用兵者，其兵未出，威聲懾敵，不待接戰，敵志瓦解，故《呂氏春秋》其亦重視以陽剛制勝、威懾敵軍之戰略思想如《呂氏春秋．論威》云：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
兵者，危事也，必置之死地而後生，故師之所出，將帥必無生歸之心，士卒乃有效死之念，方可決勝疆場，此亦為陽剛制勝，殲滅敵軍之戰略思想如《呂氏春秋．論威》云：
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己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
可見《呂氏春秋》在陰陽辯證軍事思想上是陰柔與陽剛並重、互用，此與重陰柔、棄陽剛之老子軍事思想有所不同。
當其位尊勢隆之際，觀秦之統一天下，近在眉睫，而當日之情勢，學者多辯，言利辭給，務以相毀，期在必勝，為未雨之綢繆，故集眾士為書，思藉政治勢力，定學說治道之紊，以成一代興王典禮，作他日治國之準繩，此呂氏春秋之所作也。
《呂氏春秋》內容涉獵相當全面，舉凡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天文、科技、衛生、歷史、農業、養生、哲學，乃至藝術，幾至包羅殆盡，真是「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史義軍、張榮慶合編之《呂不韋與呂氏春秋》云：
《呂氏春秋》吞吐百家而集大成。大體說來，〈當務〉、〈慎人〉、〈貴信〉、〈壹行〉等篇，多取孔子思想；〈孝行〉多取曾子思想；〈忠廉〉、〈介立〉、〈觀表〉多取孟子思想；〈音初〉、〈勸學〉、〈用民〉多取荀子思想；〈精通〉、〈具備〉多取〈中庸〉思想；〈應同〉、〈召類〉多取《易傳》與陰陽家思想；〈精喻〉、〈博志〉、〈執一〉多取老子思想；〈貴生〉、〈重己〉等篇，多取楊朱思想；〈任數〉、〈知度〉多取老莊思想；〈序意〉、〈圓道〉多取黃、老思想；〈察今〉多取商鞅思想；〈慎勢〉多取慎到思想；〈權勲〉多取韓非思想；〈節喪〉、〈安死〉多取墨子思想；〈振亂〉、〈蕩兵〉多取兵家思想；〈上農〉、〈任地〉等篇多取農家思想；〈察微〉、〈正名〉多取名家思想等等。
《呂氏春秋》自漢代以來，一直被稱為雜家，田台鳳《呂氏春秋探微》云：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統一天下之前，目睹當時「人以為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察今篇）必統而一之，故呂書深知王政之道，非一家之可盡貫，非一學之可盡包，非若前述諸子，或欲一之於仁義，或欲一之於法條，或欲一之於無為，或欲一之於兼愛，乃混諸說而調和之，思擇其菁華，融之於治道，此所以稱雜家之始祖也。
呂書綜合全面，渉獵廣泛，且兼蓄各家思想，但卻不是雜湊成篇，而是揚棄中而有取捨、有批判、有改造、有發展。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對《呂氏春秋》的內容與章節作概括式描述如后：
《漢書．藝文志》記《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呂氏春秋》分紀、覽、論三大部分，紀十二篇，覽八篇，論六篇，總篇數與《漢書》同。每篇又有子篇若干。十二紀按四季、十二月份排列，每一紀有紀首一篇和論文四篇共五篇，十二紀共計六十子篇。八覽各覽有論文八篇，但〈有始覽〉缺一篇，共計六十三子篇。六論每論有六篇，共計三十六子篇。加上十二紀末的〈序意〉一篇，全書計有子篇一百六十。東漢高誘的《呂氏春秋注》，是此書最古的注本，著錄於《隋書．經籍志》。
《呂氏春秋》由八覽、六論、十二紀為綱，每一綱下又分若干細目，每一目都是短論性質，內容涉及先秦各家的思想，尤其是蘊含豐富的陰陽家思想。
（一）《呂氏春秋》以陰陽思想為主幹
《漢書．藝文志》將《呂氏春秋》列於雜家，但其主導則為陰陽家思想，如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云：
《呂氏春秋》一書，係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而成（詳《史記．呂不韋列傳》），《漢書．藝文志》列於雜家（《呂氏春秋》雖是雜家，但其主導思想則是陰陽家，詳附錄〈《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因此，各家各派之作，各自為篇，雜陳於呂氏書中。而各家各派有其獨特之思想，又各有其特殊之辭語，即同一辭語，恆殊其義。故注釋《呂氏春秋》，分別各篇所屬家派，實為首要任務。否則，必致張冠李戴，混淆不清，更瞭解文章之真意。
誠然，《呂氏春秋》雖是雜家，但其主導則是陰陽家思想，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云：
陰陽家的思想是秦代的顯學，所以呂氏直接引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同應篇），作為全書開宗明義之章。同時在殘存的自序中，特別解釋了十二紀的意義是在法天地，紀治亂存亡，知壽夭吉凶，定是非的標準。這說明《呂氏春秋》接受了陰陽家的世界觀。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云：
陰陽五行學說對《呂氏春秋》思想體系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據《史記》的〈孟荀列傳〉、〈封禪書〉和李善的《文選．魏都賦注》所載，鄒衍的哲學思想有三：一是「深觀陰陽消息」，以陰陽消長說明四時的更替；二是「禨祥度制」，即天瑞天譴說；三是「五德轉移」或稱「終始五德」，以五行相生相勝解釋朝代的興衰。
《呂氏春秋》渉及陰陽家思想者甚多，茲將其重要之處臚列於后：
在「天地陰陽與人事興衰」感應部份，《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云：
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蚠坌；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
《呂氏春秋．恃君覽．達鬱》又云：
三年，國人流王（厲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譚戒甫：鼠屬陰，馬屬陽，周鼎著鼠，令馬履之，正欲以陽制陰。），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
在「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之處，《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
在「陰陽變化、是謂天常」之處，《呂氏春秋．仲夏紀．大樂》云：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寒或暑，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
在「月為群陰之本」之處，《呂氏春秋．季秋紀．精通》云：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
《呂氏春秋》內容蘊涵豐富的陰陽思想，對漢代經學產生巨大影響，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云：
《呂氏春秋》對於漢代經學，包括董仲舒的神學，有巨大影響，兩者有不解之緣。經學家以六經為典範，以仲尼為先師，從不承認《呂氏春秋》與他們有什麼師承關係。實際上他們很看重《呂氏春秋》書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自十二紀紀首被入〈禮紀〉以後，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漢代很重視《呂氏春秋》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其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云：
兩漢統治者在施行賞刑、頒布詔令時，都要考慮如何調陰陽、順四時、合五德，此種風氣，愈晚愈盛。《漢書》設〈平行志〉，將歷年發生的自然災異與政治變故，次第列出，附以董仲舒、劉向、劉歆及其他經學家的說明，目的是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鑒。當然，不能說漢代的五行說全來自《呂氏春秋》，但是經過了秦火，先秦鄒衍學派的資料大都散佚，由《呂氏春秋》保存下來的十二紀與〈應同〉、〈名類〉等篇，至少是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來源，當無疑問。
總而言之，《呂氏春秋》承繼先秦鄒衍陰陽學術思想，爾後更與經學結合，
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在政治、思想上實有不可忽視之影響力。
（二）《呂氏春秋》蘊涵之軍事思想
周朝東遷以降，受世官、世祿制度所造就的巨室政治出現鉅大的改變，封建禮法開始崩解，上陵下替，強制弱，眾暴寡，征戰頻仍，依據《中國戰史大辭典 － 戰役之部》統計，春秋時期大型戰爭即有十九次之多， 而《左傳》全書共紀錄了春秋時期四百九十二起戰爭，加上《春秋》經上有記而《左傳》無記的三十九起，經傳合記大小戰爭五百三十一起， 且高銳《中國上古軍事史》云：在春秋時期近三百年間，大小戰役約八百餘次，平均一年就有兩到三次。 兼併戰爭及大國的爭霸稱王，一方面打破了原來的國野界限，一方面沖坍了原來森嚴的等級結構。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自此一變而為「自諸侯出」，再變而為「自大夫出」。各大國爭霸與兼併，形成了韓、趙、魏、齊、秦、楚「戰國七雄」，且魏、楚、秦三國先後推行變法，以求強國，以吞併他國，戰國即在兼併戰爭中由分裂終走向統一，最後，秦滅六國，統一天下。
呂不韋於秦國統一天下之際，為未雨之綢繆，故集眾士為書，思藉政治勢力，定學說治道之紊，以成一代興王典禮，作他日治國之準繩，故成《呂氏春秋》之作。而此書在兵戈不息、戰爭頻仍之氛圍下所作，除對各家思想無所不包，兼容並蓄，而其於軍事思想，亦有其思想之特色，如其書中有〈蕩兵〉、〈振亂〉、〈禁塞〉、〈懐竉〉、〈論威〉、〈簡選〉、〈決勝〉、〈愛士〉等篇，即是《呂氏春秋》所蘊含之軍事思想，其主要立論如后：
1、主張義兵、反對偃兵
戰國之時，爭伐兼併，兵戈不息，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墨子目睹生靈塗炭，乃倡非攻之說，〈非攻上〉其云：
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孟子．離婁上》亦云：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墨子與孟子的偃兵之說，在當時未有多大實質效果，故又有蘇秦之流，倡合縱說，合縱者，乃小國互助救守以禦大國之攻伐也。而對此不利秦國一統天下之偃兵之說，《呂氏春秋》起而反對，如《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欲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
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文雖辨，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呂氏春秋》認為，從古至今，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可禁亦不可止，而誅伐之事，是懲叛亂民，此謂之「義兵」，乃是必要之舉措，偃兵之說，猶如因饐廢食、因溺棄船，是違反歷史之演化規則，所以主張「義兵」，反對偃兵。《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夫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能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
《呂氏春秋．孟秋紀．禁塞》云：
故取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
在戰國末期，秦國於其他六國而言，國勢、實力均佔優勢與上風，且秦國為消滅六國，採取攻勢，主張攻伐，反對六國合縱以救守；而呂不韋亦主觀認為，秦之攻伐完全是義兵，事實上，戰國時期之攻伐，義兵義舉實少，大都是不義而侵略之攻伐，所以《呂氏春秋》之義兵之說，或可說是替秦國之攻伐六國，尋一個正當的理由與藉口而已。因而，《呂氏春秋》認為戰爭由來是相當久遠的。
2、重視紀律、無堅不摧
《呂氏春秋》 主張攻伐，《呂氏春秋．振亂》云：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天下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
《呂氏春秋》認為秦國發動之戰爭即為義兵義舉，未免過於主觀，然不論所發動之戰爭是否為義兵義舉，爭城用兵唯一之目的就在戰勝敵軍，此則須重視軍隊實務之訓練，才能達到剋敵致勝之目的。《呂氏春秋》在重視紀律與軍令之實務訓練方面，亦有許多描述，如《呂氏春秋．懐寵》對紀律之要求，其云：
故兵之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仇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
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樂其民，而長老說其禮，民懐其德。
《呂氏春秋》深知爭城、用兵、作戰都須用兵之死力，而民是兵之來源，所以得民則昌，這亦是最好的戰略經營。而失民者亡，且為戰必敗，此為千古不變之理。故《呂氏春秋》要求「兵之入於敵之境，……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歸之」，可謂擾民之事，無不戒之。且「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民懐其德」，《呂氏春秋》認為，軍隊若有此紀律，以此出師，何敵不摧？以此召民，何民不服？
3、兵貴乎精、不貴乎多
古今治兵者，重在訓練有素，故「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此為精銳之軍。對此，《呂氏春秋．仲秋紀．簡選》有精采、詳細之論述：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絫，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王闔廬是矣。
同篇再云：
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犠，……遂有夏。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所謂「兵貴精、不貴多」，故《吳子．治兵第三》云：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因此，練軍之卒，以一敵十，以十敵百，以百敵千；不練之卒，十不敵一，百不敵十，千不敵百，雖眾無益。少康一旅中興，武王虎賁三千，克紂於牧野，「兵貴精、不貴多」。
欲達致「兵貴精、不貴多」之境界，則須善於知兵，《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
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
考察戰爭細微之處：在內心相鬥而沒有表露出來，是戰爭；怒目而視，是戰爭；使用傲慢的言辭，是戰爭；相互牽制，是戰爭；三軍相互攻戰，是戰爭；相互摔跤，是戰爭；群眾相鬥，是戰爭；三軍相互攻戰，是戰爭。這八種都是戰爭。善知兵者，非決鬥於疆場，始謂之兵戰，由內心之敵對仇視，……而擴至於三軍攻戰，皆兵戰之道，能善知兵者，而察其微，故能達致「兵貴精、不貴多」之境界。
4、臨陣當先、不懼安危
波灣戰爭美軍統帥史瓦茲柯夫曾說一句名言：「下令要部下上戰場算不得英雄，身先士卒上戰場才是英雄好漢」， 《呂氏春秋．貴直論第三》亦以趙簡子臨戰之時，能否臨陣當先、不懼安危，此為戰爭勝敗之關鍵，其精采描述如下：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屏蔽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鳴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 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抜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戰場乃死生之地，在臨戰之時，主帥不能臨陣當先，戰士必然退卻。故欲戰士不顧生死、衝鋒陷陣，則主帥必須不避危險，身先士卒。因而，行人燭過謂趙簡子，主帥不能一馬當先，而欲戰士不顧生死，這是不可能的。趙簡子悟出其中道理，「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呂氏春秋》認為戰爭是自古有之，也是避免不了的，《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云：
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
既然認為戰爭是避免不了的，故《呂氏春秋．孟秋紀．蕩兵》云：「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正義的戰爭即是拯救天下的良藥。
誠然，《呂氏春秋》在戰火漫天的戰國時代提出正義戰爭的概念，主張不能因噎廢食而捨棄正義的戰爭。惟秦國是否以義戰之名，以行侵伐之實，《呂氏春秋》卻無論述，其用心亦明矣。
（三）《呂氏春秋》之陰陽軍事思想
戰國之世，兵戈不息，各國國君，皆務拓疆闢土。而目睹生靈塗炭之有識之士，乃有非攻之倡，一時偃兵之說甚囂塵上。及至戰國晚期，秦勢日盛，六國懼秦之心日益，蘇秦之輩復倡合縱之約，相互救守，以擯強秦。而此時，呂不韋為丞相，著《呂氏春秋》，乃倡義兵之號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呂氏之心，實招然若揭，而《呂氏春秋》對戰爭之論述，實為多矣，惟在諸多戰爭之論述中，亦蘊涵許多陰陽軍事思想如后。
1、順天應人、用兵以時
《呂氏春秋》之十二月紀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闡明四季十二月的天文、曆象、物候等自然現象。並紀人君行事，居處服色，禁忌事項，皆當配合時令，且象其日月星辰，以授民時；如依五行學說，春季屬木，陽氣漸盛，萬物萌生，是生養的季節。因而，人君發布政令，須以寛厚仁慈為主，禁止殺伐，殘害生命，故《呂氏春秋．孟春紀》云：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
《呂氏春秋》十二紀是包括春、夏、秋、冬四季，各季又分孟、仲、季三月。孟春季即是春季第一個月，為農曆正月，在這春生季節裡，人君應順應天時，各種的政治措施都須有利春生。所以在這個時候，不可以發動戰爭、大動干戈，這是違背自然規律，必受天譴。所以《呂氏春秋．季春紀》云：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旱降，兵革並起。
季春即農曆三月，在這個月份裡，人君須順應天時，要「布德行惠」、「賜貧窮」、「聘名士」、「禮賢者」、「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等， 最重要的是，人君在各季節有各季節該作的事，不可紊亂，若季春行秋令，則將有戰爭發生。因此，《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云：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
人君要能「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順天應時，才能便生、不擾民，有利施政。
其次，《呂氏春秋》於夏季亦有其適切之作法。依五行學說，盛德在火， 是萬物繼續生長繁榮的時期。 因而，人君須順應天時，要「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農勉作，無伏於都」，要「斷簿刑，決小罪，出輕系」，要祭祀山川百神，為民祈福。其在仲夏季節，《呂氏春秋．仲夏紀》云：
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谷，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如果在仲夏時節，實行應在冬季實行的政令，就會引起不義之兵，暴害人民，釀成兵災。若是在季夏，《呂氏春秋．季夏紀》則云：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
在季夏，樹木正繁榮茂盛，不許砍伐，更不可以發動兼併諸侯的戰爭，以及不可興兵動眾，造成兵禍，有損士氣。
再者，《呂氏春秋》認為秋季，是盛德在金，為萬物成熟凋落的季節。所以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因而人君發布政令，其重點應是懲治罪惡與征伐不義。故《呂氏春秋．孟秋紀》云：
是月也，……盛德在金。……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歷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
是月也，……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嬴。
因而在秋季中，人君最重要之工作是「命將帥」、「選士歷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天地始肅，不可以嬴」。所以在〈孟秋〉、〈仲秋〉、〈季秋〉等三紀，所包含的十五篇章，僅〈知士〉篇與作戰無關，其餘全都是有關戰爭或與戰爭有關的言論。 事實上，在上段《呂
氏春秋》蘊含豐富之軍事思想篇章中，對《呂氏春秋》之戰爭觀已有詳細探討，不再贅述。惟《呂氏春秋》是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陰陽軍事思想的概念，故在〈孟秋〉、〈仲秋〉、〈季秋〉等三紀這十四篇裡，充分地探討戰爭的問題。
最後，依五行學說，冬季是盛德在水，是萬物收斂閉藏的時期。人君發布政令，必須順應冬陰閉藏之氣。 因而《呂氏春秋》認為冬季「天地不通，閉而成冬」，故「命百官謹蓋藏。」要「備邊境，完要塞」。而在冬季亦是「天子乃命將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 之季節，所以這個時節，是利用農民於收成作物之後訓練部隊的時期，亦是將帥藉此時機，講習武事，研討軍事謀略的最佳時機。但在冬季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惟《呂氏春秋》配合時令、用兵以時，如春令盛德在木，象萬物萌芽，生機盎然，所以國君應以恤生養生為主，故禁殺生，戒稱兵。秋令盛德在金，象萬物肅殺，所以國君施政，以厲兵申刑為主，故禁封侯，戒留有罪等等，如此配合時令、用兵以時，而君主果能遵行而不相違悖？田鳳台《呂氏春秋探微》則云：
然此分令相拘不通之行事施政，……若春不稱兵，敵軍壓境，果將束手就縛乎？……秋時始刑，罪大惡極之徒，能收賞罰及時之效乎？冬時戒邊講武，夏秋果可忽之乎？……但豈若呂書月令之拘時施政，斤斤於順五行之德，懼違時之禨祥而已乎？
君主是否能配合時令，不違五行之德並用兵以時？而「懼違時之禨祥」之論或是對《呂氏春秋》客觀之檢驗。
2、陰陽辯證軍事思想
《呂氏春秋》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並配合時令、用兵以時，如在春生季節裡，主在生養，不可以發動戰爭。於夏季是萬物生長繁榮的時期，不可興兵動眾，造成兵禍。在秋季季節中，依據五行學說「秋德肅殺」陰陽軍事思想概念，是「命將帥」、「選士歷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之時。而在冬季季節，是利用農民於收成作物之後訓練部隊的時期。且其在用兵之戰略思想中亦蘊涵陰陽辯證軍事思想如后：
（1）洞悉陰陽、決勝虛實
在軍事戰爭中，敵對雙方所致力的，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其達成之手段與方法，就是考量、研判敵軍「虛實」，乘敵之虛，奪取勝利，如《管子．制分》云：
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兵學之中永遠脫離不了戰力虛實之考量以及運用辯證方法如何將戰力
「虛實互變」。例如我軍所處的戰略情勢本是優勢的，惟有時被敵軍逼到被動的狀態，是常有的事，因而須用「以實示虛」、「以虛示實」、「避實擊虛」或「實而實之」、「虛而虛之」、「先虛後實」、「先實後虛」、「外虛內實」、「外實內虛」等等之戰法使我軍由劣勢或被動地位，轉化為優勢與主動，並創造出有利條件，造成戰力「虛實互變」的情勢。如《草廬經略．虛實》云：
虛實在我，貴我能誤敵，或虛而示之以實，或實而示之以虛。或虛而虛之，使敵轉疑以我為實。或實而實之，使敵轉疑以我為虛。
虛實不定，相輔相成，相生相存，使敵軍不無法判斷我軍主力之所向，而這種「虛實互變」的辯證思想或戰法，其實即是兵學上之陰陽辯證法，陰即代表「虛」，陽即代表「實」。《呂氏春秋》於用兵之時，亦強調洞悉戰力陰陽虛實、盛衰變化的能力，《呂氏春秋．決勝》云：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智者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
同篇又云：
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
孫子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
知己，每戰必殆」。 又云：「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所謂「知彼知己」工夫，即是洞悉我軍與敵軍戰力之陰陽虛實，亦是《呂氏春秋》所重視與強調的。
（2）莫見其形，隱於無形
善用兵者，勝於未戰，即非求勝於兵戰之發，而求勝於戰之未形，莫見其形實為無形的一種型態，在兵法上是以陰制陽，即是無形制有形的戰術運用。如《呂氏春秋．期賢》云：
嘗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失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
《孫子兵法．虛實》云：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用兵無形，是以陰制陽，無形使我軍處於神祕而不可測之陰暗處，使敵軍無法預料我軍戰力之虛實，兵力如何部署？如何調動？而敵軍卻始終處於明處，無法隱藏其戰力虛實，以致處於被動的險境。故《呂氏春秋．決勝》亦強調兵貴陰隱，隱則剋敵，其云：
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制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我暗敵明，以陰制陽，是以隱而難知之我軍，採形搏而集中之勢，攻敵之要害，一舉而乘之，則勝負之數，已可掌握。
（3）陽剛制勝、威懾敵軍
兵以勢勝，勢能顯威，而善用兵者，其兵未出，威聲懾敵，不待接戰，敵志瓦解，故《呂氏春秋》其亦重視以陽剛制勝、威懾敵軍之戰略思想如《呂氏春秋．論威》云：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
兵者，危事也，必置之死地而後生，故師之所出，將帥必無生歸之心，士卒乃有效死之念，方可決勝疆場，此亦為陽剛制勝，殲滅敵軍之戰略思想如《呂氏春秋．論威》云：
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己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
可見《呂氏春秋》在陰陽辯證軍事思想上是陰柔與陽剛並重、互用，此與重陰柔、棄陽剛之老子軍事思想有所不同。
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王智榮履歷表
姓名：王智榮 TEL：0928767551
出生地、日：宜蘭縣、1954年7月10日出生
學歷：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
經歷：陸軍步兵學校暨陸軍訓練指揮部政戰部主任
陸軍第八軍團政戰部副主任
實踐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大仁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和春技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
1、先秦兩漢陰陽軍事思想研究（博士論文約二十二萬字，2008、7）
2、《周易》軍事思想之研究（碩士論文約十四萬字，2005、6）
3、胡漢民政治人格之研究（碩士論文約十八萬字，1987、6）
4、周易兵略（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出版，2008、1）
5、易學與兵學之研究（評獲國軍軍事著作佳作獎，約十一萬字）
6、論《左傳》戰事的「筮」（第二屆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學術論文集第一期，2003.6）
7、易學與兵學的啟發與貢獻（博愛雙月刊第6期、第25卷，2002.12）
8、《周易》蘊含的戰爭哲理（陸軍學術月刊第440期，2002.4）
9、淺釋易學對軍人「內聖工夫」之啟發與存養（陸軍學術月刊第449期，2003.1）
10、易學變易思想與孫子兵法辨證思維研究（陸軍學術月刊第452期，2003.4）
11、論《左傳》鞍之戰（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學術論文集第二期，2004．6）
12、老子戰略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70期，2004.10）
13、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析探（陸軍學術月刊
第488期，2006.8）
14、司馬遷 － 《史記》軍事論述之易老陰陽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4期，2007.8）
15、黃老陰陽軍事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7期，2008.2）
16、雜家《淮南子》陰陽軍事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9期，2008.6）
17、雜家《呂氏春秋》陰陽軍事思想析探（2008年多元文化與族群語言學術研討會）
專長：中國文學、應用文、中國哲學、周易研究、周易與人生、周易與兵學、老莊研究、左傳與兵學、小說研究、政治學、兩岸關係、大陸問題研究。（中國文學、中國哲學課程為主、政治學課程為輔）
出生地、日：宜蘭縣、1954年7月10日出生
學歷：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
經歷：陸軍步兵學校暨陸軍訓練指揮部政戰部主任
陸軍第八軍團政戰部副主任
實踐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大仁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和春技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
1、先秦兩漢陰陽軍事思想研究（博士論文約二十二萬字，2008、7）
2、《周易》軍事思想之研究（碩士論文約十四萬字，2005、6）
3、胡漢民政治人格之研究（碩士論文約十八萬字，1987、6）
4、周易兵略（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出版，2008、1）
5、易學與兵學之研究（評獲國軍軍事著作佳作獎，約十一萬字）
6、論《左傳》戰事的「筮」（第二屆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學術論文集第一期，2003.6）
7、易學與兵學的啟發與貢獻（博愛雙月刊第6期、第25卷，2002.12）
8、《周易》蘊含的戰爭哲理（陸軍學術月刊第440期，2002.4）
9、淺釋易學對軍人「內聖工夫」之啟發與存養（陸軍學術月刊第449期，2003.1）
10、易學變易思想與孫子兵法辨證思維研究（陸軍學術月刊第452期，2003.4）
11、論《左傳》鞍之戰（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學術論文集第二期，2004．6）
12、老子戰略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70期，2004.10）
13、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析探（陸軍學術月刊
第488期，2006.8）
14、司馬遷 － 《史記》軍事論述之易老陰陽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4期，2007.8）
15、黃老陰陽軍事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7期，2008.2）
16、雜家《淮南子》陰陽軍事思想析探（陸軍學術月刊第499期，2008.6）
17、雜家《呂氏春秋》陰陽軍事思想析探（2008年多元文化與族群語言學術研討會）
專長：中國文學、應用文、中國哲學、周易研究、周易與人生、周易與兵學、老莊研究、左傳與兵學、小說研究、政治學、兩岸關係、大陸問題研究。（中國文學、中國哲學課程為主、政治學課程為輔）
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司馬遷《史記》軍事思想之析探
提 要
一、司馬遷或對易學與道家思想有深厚淵源與興趣。而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史記》軍事思想之處，比比皆是。
二、司馬遷並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惟其通識兵書，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景況，實至「述事適如其事」的境界。
三、《史記》描述許多戰爭，惟描述之手法各有不同，有從山川形勢角度描述，有從奇正變化角度描述，有從戰略謀計角度描述，有從勝負得失角度描述，然而，本文則從陰（柔）陽（剛）之觀念析探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
四、司馬遷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極鉅，亦深刻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其最終之軍事思想是「慎重兵事」反對戰爭。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周易思想、老子思想、軍事思想
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司馬遷《史記》軍事思想之析探
撰稿人：王智榮
前言
《史記》不是單純的史事記載，其反映出三千年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過程。而且，《史記》一百三十篇中，關渉戰爭內容者，即多達二十八篇，字數十餘萬字言，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 ，其描述戰爭的景況，刻劃兵家的韜略與思想者，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樂毅列傳第二十、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蒙恬列傳第二十八、韓信列傳第三十三、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等。司馬遷為前之諸公作傳，豈能不讀其全書？再者，《史記》寫戰爭，對於軍事情勢、軍事行動方案及其用兵之法，敘歷生動異常，證明《史記》蘊含了豐富的軍事思想。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云：
我認為史官不知兵，若是指《漢書》以下諸著史之官則可，至於太史公司馬遷則殊不然。司馬遷是通識兵書，深知兵略之人 。
可見，司馬遷實為通識兵書，深知韜略之人，惟其《史記》對戰爭的描述，是否受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殊值觀察與研析。
史記與易、老之關係
據史所載，司馬遷或對易學與道家思想有深厚淵源與興趣，然就，目前所見
研究《史記》兵學的論文，以「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史記》軍事思想」為研究方向者，尚付厥如，作者不揣淺陋，為文析探祈先進賜教：
一、《周易》與《史記》
《周易》經也，《史記》史也，經史本為一體，語其名可分，覈其實則為一體。，如先秦時期史官精通《周易》，在以史解易中，已顯現出其深邃的歷史眼光，並促使史學思想的進步，吳懷棋《易學與史學》云：
在中國史學史上，歷代大史學家大多對《周易》有精深的瞭解。司馬遷的家學中有易學的傳統，他自己在漢初的易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易學對司馬遷史學的影響非常明顯。
事實上，以易解經之大儒所在多有，如司馬光《溫公易學》體現其歷史觀之特點，宋儒楊萬里《誠齋易傳》是以史證易的代表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且云：
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如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
其次，王船山的易學思維特徵對其史論著作《讀通鑒論》、《宋論》亦產生重大影
響。近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社會史角度詮釋《周易》，是則以《史》
論《周易》，並謂《周易》具有豐富的戰爭意涵， 或有許多值得探究之處。再者，
司馬遷亦於《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云：
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熟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太史公意謂田氏代齊有國，非必事勢之積漸使然，易止之占已兆其端，史之與易關係至深，由此可見。且司馬遷於《史記》中所提易之制作如后：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我於易則彬彬矣」 。
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
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
事實上，《周易》思想對司馬遷影響是非常巨大而深遠，在《史記》中頻頻彰顯，例如《史記》的一些篇章記載《易》占卜事件，《陳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三次記載周太史和齊懿仲卜陳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后將取代齊侯；《魏世家》、《晉世家》兩次記載華萬卜仕晉國之事，卦象顯示華萬之后必大，又如在《十二諸侯年表》和《齊太公世家》等篇章中亦有一些占卜記載，《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則為占卜者所作的傳記。這些易占材料，亦彰顯其對《周易》的重視，惟司馬遷願將《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列入，以今日科技眼光，或稍顯司馬遷時代局限，不過，《周易》中受《周易》思想影響的尚有「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原始察終」、「尚德」、「謙抑」、「通變」及其人生觀亦受《易傳》極大影響， 這些均透過《史記》，而豐富了中華文化，這亦是一項巨大貢獻，誠然，中國史學在遠古時期即與易學結下不解之緣
二、《史記》與《老子》
《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是一部承上啟下富有獨創性的史書。鄭樵《通志總序》云：
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本紀紀年，世家傳，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史記》史學也，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劉知幾《史通．惑經》
云：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
因而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然而，司馬遷兼有史家與子家的双重身分，所謂子學，章學誠《文史通義．釋通》云：「《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 ，即是說太史公亦謂是司馬子。且劉勰《文心雕龍．諸子》曾謂子學的含義：「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 。因而子學的基本理念則在於「入道見志」，所以司馬遷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子家的性質，事實上，一官所守，一技之專，皆可以入道言志，皆可以為子學，先賢錢基博亦云：
昔太史公宏識孤懷，意有所鬱結不得通，錄秦漢，略跡三代，上紀軒轅，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當作史記讀。心知其意而無其人，故曰藏之名山，寄意是書，略人之所詳，揚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學，而人或作方志讀。心知其意之期來者，亦只俟之其人。……通子之意於傳記。
所謂太史公原始察終，以史之體為諸子立傳，確為其《史記》之特色，例如，司馬遷敘述人物，並不限於王侯將相，而遍及於社會各階層；也不限於政治，而涉及於社會各部分，凡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學及其他方面有所貢獻的人，都為他們立傳。而《史記》七十列傳中，有隱士如伯夷列傳第一；有哲學家、思想家如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仲尼弟子列傳第七；有文學家如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有政治家如商君列傳第八、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李斯列傳第二十七；有軍事家如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樂毅列傳第二十、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蒙恬列傳第二十八、韓信列傳第三十三、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有縱橫家如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有刺客如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有俠士如游俠列傳第六十四；有醫卜、星相如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龜策列傳第六十八、日者列傳第六十七等等不一而足。另司馬遷於《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云：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則不然……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
蓋道家向宗老子，老子是道家的代表，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且從「論六家之要指」中可以察覺，其對道家的欣賞與重視或不在儒家之下。而《莊子．天下篇》亦云老子「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堅則毀、銳則挫」等等，最後則稱其為「古之博大真人哉！ 。」可見其對老子之肯定與推崇。
老子既是司馬遷心儀之士，故於《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記述老子云：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
《史記》七十列傳中有〈老子韓非列傳〉摘要如下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而老子深遠矣 。
《史記．儒林列傳》亦有提老子者如后：
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
從《史記》陳列資料，可證司馬遷對老子的景仰與學習是肯定的，如劉甫琴《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云：
司馬遷之根本思想為道家。……司馬遷書中的道家成分，就歷史的意義說，應稱為「老學」；就時代的意義說，應該稱為「黃老」；但就學術的體系意義，應該稱為「道家」。這種思想的中心是在《老子》一書。
《史記》中易、老陰陽軍事思想探析
目前研究《史記》軍事思想著作者則有施丁〈史記寫戰爭〉 、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 、陽平南〈史記兵謀初探－以所載兵家和徵引兵法為範圍〉 、張大可〈司馬遷的戰爭觀〉 、蔡信發〈從史記論將帥之道〉 渠等對司馬遷《史記》的兵學或用兵思想以及對戰爭的形勢、戰略態勢、戰爭計謀、戰爭勝負得失，似作了詳細的研究與析探，惟研究《史記》易、老軍事思想，正如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云：
我認為史官不知兵，若是指《漢書》以下諸著史之官則可，至於太史公司馬遷，則殊不然。司馬遷是通識兵書，深知兵略之人，必然也明曉兵制之始末。……至於司馬遷的兵法之學，則為歷來史官之所不及，只是兩千年來，學者忽略此事，未及發明而已 。
事實上，司馬遷並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但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的景況，似至「述事適如其事」的境界，以此斷論，《史記》易、老軍事思想，實有進一歩深層探究的價值。
一、《史記》戰爭中易、老之剛（陽）柔（陰）用兵思想
司馬遷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的景況，從易、老剛柔（陽陰）的觀念探究司馬遷軍事思想的內容，列舉大要如下
（一）、剛柔並重與並用之易學軍事思想
就兵學而言，易學是剛柔（陽陰）並重與剛柔（陽陰）並用的；如春秋末年，越國的范蠡在《國語．越語下》記述他輔助越王勾踐伐吳時有一番議論如下：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
種種證據顯示，兵家已將剛柔辯證思維模式運用在兵學上，並由此發展出許多兵學中相對的觀念，例如：「先後、遠近、攻守、勞逸」等，且以人事相參天地，並觀察天地虛盈、日困月盈現象，以瞭解軍事戰力上的此消彼長。
（二）、以柔克剛的老子軍事思想
但是，老子從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中覺察到對立統一規律，並有系統地揭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其廣泛論及各種對立關係，如陰陽、剛柔、強弱、虛實、難易、厚薄、壯老、重輕、巧拙、長短、高下、前後、正反、始終、主客、禍福、利害、損益、治亂、興廢、生死、去取、得失、有無、開闔、歙張等等，且從對立關念中特別崇尚「柔弱」。柔弱勝過剛強，則是老子學說的基本觀點之一。老子認為，「柔弱」是生機和活力的象徵，是發展、壯大的起點，而「剛強」或「堅強」則顯示事物的發展已經趨於極限，再往下便是走向死亡，其又謂：「兵強則不勝」、「柔弱處上」，所以老子把「守柔處弱」作為戰爭的指導原則之一；此外，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理所當然也要效法自然的「柔弱」，作戰用兵，都不能例外，其云：
守柔曰強 。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 。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
所以老子軍事思想是以柔克剛之另類思考模式。
（三）、剛柔用兵思想例證
《史記》中描述了許多的戰爭，但描述的手法各有不同，有的從山川形勢角度、有的從奇正變化角度、有的從戰略謀計角度、有的從勝負得失角度描述，然而，本文則從剛柔（陽陰）的觀念探析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
1、先柔後剛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第五》敘齊兵伐魏救趙的戰役，其引文如后：
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 。
孫子因勢利導，三次減灶，使龐涓遇伏，大敗魏師。即是一種先柔（三次減灶）後剛（龐涓遇伏，大敗魏師）的用兵思想表現，亦是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的例證之一。
其次，《史記．高祖本紀第八》垓下戰役，韓信領兵三十萬，而以退卻欺騙項王，則亦是先柔後剛的用兵思想表現。其引文如后：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 。
垓下戰役勝敗關鍵，祁駿佳《遁翁隨筆》描述最深刻清楚，其云：
遷《史記》垓下之戰云：「淮陰侯初交，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淮陰侯復乘之，項羽大敗。只此數語，而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所謂左古奇兵如鳥兩翼者，已盡於此矣。兵法諸書，累千百言而未悉者，遷以數語盡之，乃知遷常究心於兵法，不淺也 。」
誠然，垓下戰役勝敗關鍵，在於韓信統領三十萬大軍，卻示弱退卻，以欺騙項王，此即祁駿佳《遁翁隨筆》所云：「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而佯卻舉措，即是先柔（韓信統領三十萬大軍，示弱退卻）後剛（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的用兵思想表現，亦是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的例證之二。
再則，《史記．商君列傳第八》商鞅為秦伐魏戰役如後：
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
商鞅為秦伐魏，與公子卬相拒，遺書誑以願「樂飲而罷兵」，公子卬從其意，導致襲虜魏公子卬而破魏，是先柔（樂飲而罷兵）後剛（襲虜魏公子卬而破魏）的例證之三。
2、用剛棄柔失敗的用兵思想例證
《史記．高祖項羽第七》在在顯示，項羽僅知憑藉其有形的戰力與剛猛的勇氣，而欲得天下，殊不知僅有剛勇，而無柔智，絕無法成其大業，太史公於項羽本紀中描述最為確切，其云：
太史公曰：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
《周易．乾．文言》傳文云：「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因此，就《易傳》的觀點，反對「亢」，「亢」即是過剛，項羽即是過剛，而不知以柔智取勝。老子軍事思想亦是以柔克剛，例如：
守柔曰強。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剛愎愚昧，自恃勇武，是奮其私智；不向前人學習，不記取前輩成敗經驗，即是不師古，所以克敵致勝，主要不在兵將剛勇，而在能柔且有智術，過亢或過剛，「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即是「用剛棄柔」失敗的用兵
思想例證。
3、以柔克剛
項羽兵敗，被困垓下，極謀脫困，並作困獸之鬥，惟仍猛不可當，此時漢軍卻以極柔和的鄉音「楚歌」，擊垮項羽與楚軍的戰鬥意志，如《史記．高祖項羽第七》一段描述：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乃悲歌亢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
一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不世英雄，只因「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而其剛鐵般戰鬥意志，即被徹底擊垮，甚至「項王泣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這是多麼悲壯悽涼的景況，漢軍以「楚歌」擊潰楚軍的心防，此即是以柔克剛的用兵典範。
二、《史記》戰爭中易、老之奇（陰）正（陽）用兵思想
《周易．說卦》所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易》之變易，植根於陰陽剛柔，無陰陽剛柔即無變易，《繫辭上傳．第五章》云：「陰陽
不測之謂神」，就是說陰陽的變化，神妙莫測。如《繫辭下傳．第八章》所云：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不可為典要」，即是無常定不變的格式，難以預料。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即是無形，謂之道；形而下者即是有形，謂之器；兵聖—孫子所重視的即是無形的形，是變化多端的形，是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的形，是變化無窮的形，更是《繫辭下傳》所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之意。
至於老子則有「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思想， 並且由於觀察水的變化，而發展出一套辯證理則，其云：「天下柔弱莫如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沒有一定的形體，但它卻可以適應任何的環境，會依其性避高趨下，不過，在水集聚成一定的量時，它就會產生能量，例如，洪水即有無堅不摧的能力，所以老子認為「水以柔勝」，且發展出以柔克剛的用兵之略；一代兵聖孫子亦有此體會，他觀察宇宙萬物的變化，以及戰爭中敵我態勢的變化，更深入探究用兵之道，實與老子「水以柔勝」的以柔克剛用兵之略，有異曲同工之妙。孫子且進一層發揮他的用兵之略，其於〈虛實篇第六〉云：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 。
又云：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
因而，孫子亦體認出，一切事物均是變動不居的，連一年四季亦有所變化，所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用兵之道同流水一樣，沒有固定的形式，必須根據敵情的變化，採取因應的對策，如此才能因敵制勝，所以他說：「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然而，就兵學而言，《周易》陰陽、「剛柔」的變易思想與老子「柔弱莫如水」、「以柔克剛」辯證思維是相同、相通的，而且，柔即是「奇」，剛即是「正」，因此可轉換為兵法上「奇正」、虛實、攻守、進退，以使兵法變化無窮。孫子對此亦有深刻體會，其認為，用兵之道，重在「奇正」二字，「奇正」相互運用，變化無窮，所以奇與正是《孫子兵法》中，非常重要的相對觀念；其次，老子認為「兵強則不勝」、「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如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弱之勝強，柔之勝剛」，所以十分重視「以柔克剛」的用兵思想，因此老子「剛柔」的「柔」在兵學中，其意義即是「奇正」的「奇」字，嚴靈峰〈老子思想對於孫子兵法的影響〉亦云：
如何才是「以奇用兵」呢？依老子的思想，用「奇」就是要「守柔」和「持後」；即以柔克剛，以疆為弱，反客為主，以退為進。……老子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孰知其極？」這不是為孫子兵法「用奇」之所本嗎 ？
以此之故，《老子》一書蘊含豐富的「以奇用兵」之軍事思想；不過，歷代兵家對奇、正均有不同的詮釋與意見，〈尉繚子．勒卒令第十八〉云：
夫早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早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 。
尉繚子認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是有效的制敵方式，曹操說：「正者當敵，
奇兵從旁，擊不備也」；李靖《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亦云：「凡兵以向前為正，後卻為奇。」 梅堯臣釋為：「動為奇，靜為正」，事實上，「兵者，詭道也」，詭道就是：「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令變者，奇也」，這是甚好的詮釋，然而，孫子則又有一番說詞與論點，其於〈兵勢篇第五〉云：
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
凡戰者 ，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嚐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
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
一般而言，先出為正，後出為奇；常法為正，變法為奇；正面為正，側翼為奇；
守備為正，突襲為奇；奇與正，互生互輔，變化無窮。帶兵作戰，就必須「以正合，以奇勝」，因為兩軍相爭，無不正，無不奇，所以要以奇制勝，歷史上以奇兵制勝的戰例非常多，例如，韓信背水一戰使戰士「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人人奮勇殺敵，《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描述：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
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 ！」
韓信果然「破趙會食」，此即是以奇制勝的戰例。
再者，《史記．田單列傳第二十二》描述，田單用反間計，使惠王與樂毅有隙，致令無能之騎劫替代有能之樂毅為大將，開創勝利之契機；且誘使燕軍盡劓齊諸降者及挖掘即墨人墳墓，激起齊軍反抗燕軍之堅強意志；然後又使老弱女子乘城，並遣使約降於燕軍，鬆懈燕軍戰鬥意志，最後田單運用火牛陣，大敗燕軍，收復齊國七十餘城。太史公司馬遷贊云：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户；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
其次，不知奇正變化而導致失敗案例如《史記．宋微子世家第八》，敘宋襄公與楚成王泓之戰云：
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 。」
宋襄公所云：「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是戰爭中之愚見，故司馬遷借子魚之言而云：「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說明戰爭是要奇正變化的絕無一定之常勢，因為戰爭的目的是徹底摧毀敵方的力量，是用盡一切方法以致勝的，這是何等明智之見。
再如，《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描述韓信命伐趙時，趙以陳餘為帥，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云：
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
廣武君李左車願以三萬人自將，絕韓信輜重，使陳餘堅壁勿戰以困韓，但陳餘如司馬遷所云：「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廣武君策不用 。」陳餘不知奇正之略，不從廣武君李左車之策，故終為漢軍所敗。
總而言之，奇與正為用兵之道，與易、老之陰陽、剛柔的辯證思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唐太宗云：
吾之正，使敵視之以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形人者」歟 ？
況且，孫子的「奇正相生、以奇制勝」，是由陰陽燮理所推演而成的用兵之道，
其與易、老奇正用兵思想可說是互相發明。
三、從《史記》戰爭記敘中發現易、老之陰陽軍事思想
《史記》這部歷史名著，不僅描寫人物適如其人，且描述戰爭的景況也細膩
非凡，適如其事；由於司馬遷通曉兵書，嫻於兵略，故在許多戰爭的描述中，自然的表達了對戰爭的看法，再者，司馬遷深受易、老思想極深，而從這些的看法中，我們亦可發現或推測出司馬遷豐富的易、老之陰陽軍事思想。
（一）、反戰思想
《周易》除了《師》卦是專門講戰爭的，尚有三十個卦及七十五個彖、象、卦爻辭，提及戰爭字眼，然而，《周易》這部經書，雖然將近有一半的卦是講到征戰的事，但是《周易》已深刻體認，戰爭實為「國之大事」，關係到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惟戰爭亦為「凶事」，即使戰爭取得了勝利，也是以犧牲許多人的生命，消耗大量的物力財力為代價的；例如，李鏡池《周易通義》亦有中肯的評斷：
《周易》作者對邦交問題，主張和平相處、反對侵略。《比》卦、《觀》卦都談到這個問題。而本卦（指兌卦）談得更全面。首先提出和平共悅的宗旨；中間指出侵略者、威懾者、和談的破壞者總是沒有好下場的；最後說明要用引導方法實現和平共悅 。
因此《周易》不主張以戰爭去征服別國，更反對窮兵黷武，而主張國與國之間要友好相處，和平共悅。實質而言，《周易》所論述的是愛好和平的反戰思想 。我們可以從許多的經文中去證實這一個論點。
《老子》目睹春秋、戰國時期「捐禮義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因而激發其強烈的反戰戰略思想。其云：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
由上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殺人之眾，悲哀泣之」等觀察， 實可顯示《老子》是以反戰為其陰柔戰略思想。
誠然，楚漢相爭八年，漢初上接嬴秦之虐，天子無法具鈞駟，宰相或乘牛車，國家勢需休養生息，以故黃老思想興起， 而《周易》思想與黃老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易、老思想均是反對戰爭的；且從《史記》的許多戰爭中，亦可例證《史記》蘊含易、老反戰陰柔軍事思想如后：
1、武安君之死、死非其罪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趙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之後，武安君敗趙括軍於長平，降卒四十萬人，詐而盡坑殺之。其後，秦王竟賜劍令武安君自剄。司馬遷有精彩細膩之描述：
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死而非其罪。
《周易．繫辭下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逆天殺戮，自受其不祥。《老子》亦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從此角度檢視武安君白起上將軍所云：「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之語，所以，司馬遷云：「武安君之死也，……死而非其罪」，是何原因？實因武安君殺戮過多，從此事例，即可例證司馬遷深受易、老思想，且在其論述中反映出反戰陰柔軍事思想。
2、輔秦應以道德，而非殺伐
王翦、王賁、王離三世為大將。王翦嘗將大軍六十萬人，大破荊軍，殺其將軍項燕，虜平荊地為郡縣，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王賁皆已死，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若以純軍事眼光而言，王離是秦之名將，且率領強盛之秦兵，攻打剛聚合的趙軍，必然是手到擒來，不過，司馬遷卻借「客曰」而發議論，其云：
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 。
其後，王離果為項羽所虜。在本傳最後司馬遷更云：
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 ！
太史公借戰史而發議論，其主要目的，即是表達輔秦應以道德，而非殺伐，而其旨意即在，殺戮過多，必將滅亡，則《史記》論旨與易、老反戰之思想可謂不謀而合。
3、殺伐誘降者，不得封侯
李廣之從弟李蔡，所建立之功勞與名聲遠不如李廣，然而，李廣未得爵邑，封官亦不過九卿，惟李蔡卻為列侯，位至三公。甚至，李廣之部屬，才能平平者，亦有數十人以軍功封侯，所以李廣曾與望氣者王朔私語，《史記．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五》有細膩描述：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
李廣為隴西守，卻誘降羌人八百餘人並詐而殺之，此種殺戮之過，使李廣本人亦無法釋懐，故太史公亦借望氣者之語云：「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此亦反映《史記》論旨與易、老反戰之陰柔軍事思想。
4、兵者凶器、好戰必亡
《史記．越世家第十一》敘勾踐欲伐吳國而范蠡諫止如后：
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其諫伐匈奴一事如后：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
如上所述，范蠡諫止勾踐伐吳，並云：「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好用凶器，行者不利。」而主父偃者，其人學易而諫伐匈奴，其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兵者凶器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等，凡此均顯現深受易、老反戰軍事思想影響。
（二）、「尚謙」思想
《周易》在《謙》卦中亦有一些「尚謙」軍事思想，例如：
《周易．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周易．謙六五、象傳》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語：
侵伐爭事，惟謙德之君宜之。以見六五之謙非姑容，乃盛德也 。
又如：
《周易．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周易．謙上六、象傳》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李綱語：
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語類云：
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止退處一步耳 。
誠然，《周易．謙》之軍事思想，其論旨強調，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時亦不得不用兵。所謂侵阮徂共，一怒安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非力征也，征不服也。
惟本謙德以用兵，則無不利也。
其次，老子亦有「重積德」謙沖之軍事思想，例如：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
《韓非子．解老》云：
故曰：「早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
《韓非子．解老》認為，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然「重積德」則是「尚謙」的思想，所以韓非子視老子之「重積德」為「尚謙」之軍事思想。
其次，《老子．大國者下流》云：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大者宜為下 。
所以大國對小國謙下，即可取得小國的人事；小國對大國謙下，就可取得大國的兼畜。自處謙下，則各得其所欲。然而，大國小國均應謙下，因小國謙下，即可保全自身；而大國謙下，則令天下歸往。《老子．用兵有言第六十九章》云：
用兵有言，……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 。
《老子．善為士者不武第六十八章》云：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 。
所謂「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不爭之德」，實為老子「尚謙」軍事思想事，而此，亦或是退處一步的處理思維。然而，大抵「尚謙」自是用兵之道，所以老子「尚謙」的軍事思想，其與《周易》軍事思想事可謂不謀而合。
誠然，司馬遷受易、老的思想極深，故在描述《史記》戰爭中，極其自然的反映其「尚謙」陰柔軍事思想，茲列舉例證如后：
1、持盈守威、收歛驕溢
《史記．春申君列傳第十八》黃歇上書說秦昭王云：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抜燕、酸棘、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疆，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 。
此為春申君勸秦昭王應當持盈守威，不可驕溢，故再警之曰：「王可謂能矣」，「功亦多矣」，「威亦單矣」，若秦昭王尚知收歛自守之道，則無後患，否則貽禍無窮。此為「尚謙」之道，與易、老「尚謙」陰柔軍事思想相同。
2、輕易用兵，不知優禮將士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對於趙括言兵一事有細膩描述如后：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盡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
依司馬遷記述，趙括言兵自誇：「天下莫能當」，此即違反易、老「尚謙」軍事思
想。且其父趙奢謂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即是趙括「輕易論兵」此亦違反易、老「尚謙」軍事思想。再者，括母述括父為將之時，「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故奢能尊賢，友益，優禮將士如此；而括為將，擅作威福，軍吏不敢仰視，其不能親愛士卒如其父，實亦違反易、老「尚謙」事思想。總而言之，趙括其人，誇大輕浮，喜談兵事卻輕易論兵，且不知優禮將士，嚴重違反易、老「尚謙」陰柔軍事思想，最後敗軍亡身，或是有跡可循。
結語
總而言之，司馬遷既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無法列入兵家之林，惟其
通識兵書，深知韜略，故在許多戰爭的描述中，自然表達了對戰爭的看法；其次，司馬遷因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且易、老又蘊含豐富的軍事思想，從而在《史記》許多戰爭的例證中，我們亦可反映、發明或推闡出司馬遷豐富的易、老之軍事思想。
再者，司馬遷生當漢武帝積極用兵以致帶來嚴重後果之時，厭戰情緒似乎是可預想的，尤其，司馬遷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極鉅，如老子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而《周易》所蘊涵的二個重要的觀點則是「生生之德」與「太極和諧」，所以司馬遷深深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最終其軍事思想是「慎重兵事」反對戰爭。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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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丁著，，張高評主編，〈史記寫戰爭〉《史記研究粹編．第二集》（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1年11月），初版。
程金造著，，張高評主編，〈司馬遷的兵學〉《史記研究粹編．第二集》（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1年11月），初版。
一、司馬遷或對易學與道家思想有深厚淵源與興趣。而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史記》軍事思想之處，比比皆是。
二、司馬遷並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惟其通識兵書，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景況，實至「述事適如其事」的境界。
三、《史記》描述許多戰爭，惟描述之手法各有不同，有從山川形勢角度描述，有從奇正變化角度描述，有從戰略謀計角度描述，有從勝負得失角度描述，然而，本文則從陰（柔）陽（剛）之觀念析探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
四、司馬遷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極鉅，亦深刻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其最終之軍事思想是「慎重兵事」反對戰爭。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周易思想、老子思想、軍事思想
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司馬遷《史記》軍事思想之析探
撰稿人：王智榮
前言
《史記》不是單純的史事記載，其反映出三千年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過程。而且，《史記》一百三十篇中，關渉戰爭內容者，即多達二十八篇，字數十餘萬字言，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 ，其描述戰爭的景況，刻劃兵家的韜略與思想者，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樂毅列傳第二十、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蒙恬列傳第二十八、韓信列傳第三十三、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等。司馬遷為前之諸公作傳，豈能不讀其全書？再者，《史記》寫戰爭，對於軍事情勢、軍事行動方案及其用兵之法，敘歷生動異常，證明《史記》蘊含了豐富的軍事思想。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云：
我認為史官不知兵，若是指《漢書》以下諸著史之官則可，至於太史公司馬遷則殊不然。司馬遷是通識兵書，深知兵略之人 。
可見，司馬遷實為通識兵書，深知韜略之人，惟其《史記》對戰爭的描述，是否受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殊值觀察與研析。
史記與易、老之關係
據史所載，司馬遷或對易學與道家思想有深厚淵源與興趣，然就，目前所見
研究《史記》兵學的論文，以「易、老陰陽思想影響《史記》軍事思想」為研究方向者，尚付厥如，作者不揣淺陋，為文析探祈先進賜教：
一、《周易》與《史記》
《周易》經也，《史記》史也，經史本為一體，語其名可分，覈其實則為一體。，如先秦時期史官精通《周易》，在以史解易中，已顯現出其深邃的歷史眼光，並促使史學思想的進步，吳懷棋《易學與史學》云：
在中國史學史上，歷代大史學家大多對《周易》有精深的瞭解。司馬遷的家學中有易學的傳統，他自己在漢初的易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易學對司馬遷史學的影響非常明顯。
事實上，以易解經之大儒所在多有，如司馬光《溫公易學》體現其歷史觀之特點，宋儒楊萬里《誠齋易傳》是以史證易的代表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且云：
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如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
其次，王船山的易學思維特徵對其史論著作《讀通鑒論》、《宋論》亦產生重大影
響。近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社會史角度詮釋《周易》，是則以《史》
論《周易》，並謂《周易》具有豐富的戰爭意涵， 或有許多值得探究之處。再者，
司馬遷亦於《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云：
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熟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太史公意謂田氏代齊有國，非必事勢之積漸使然，易止之占已兆其端，史之與易關係至深，由此可見。且司馬遷於《史記》中所提易之制作如后：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我於易則彬彬矣」 。
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
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
事實上，《周易》思想對司馬遷影響是非常巨大而深遠，在《史記》中頻頻彰顯，例如《史記》的一些篇章記載《易》占卜事件，《陳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三次記載周太史和齊懿仲卜陳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后將取代齊侯；《魏世家》、《晉世家》兩次記載華萬卜仕晉國之事，卦象顯示華萬之后必大，又如在《十二諸侯年表》和《齊太公世家》等篇章中亦有一些占卜記載，《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則為占卜者所作的傳記。這些易占材料，亦彰顯其對《周易》的重視，惟司馬遷願將《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列入，以今日科技眼光，或稍顯司馬遷時代局限，不過，《周易》中受《周易》思想影響的尚有「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原始察終」、「尚德」、「謙抑」、「通變」及其人生觀亦受《易傳》極大影響， 這些均透過《史記》，而豐富了中華文化，這亦是一項巨大貢獻，誠然，中國史學在遠古時期即與易學結下不解之緣
二、《史記》與《老子》
《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是一部承上啟下富有獨創性的史書。鄭樵《通志總序》云：
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本紀紀年，世家傳，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史記》史學也，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劉知幾《史通．惑經》
云：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
因而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然而，司馬遷兼有史家與子家的双重身分，所謂子學，章學誠《文史通義．釋通》云：「《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 ，即是說太史公亦謂是司馬子。且劉勰《文心雕龍．諸子》曾謂子學的含義：「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 。因而子學的基本理念則在於「入道見志」，所以司馬遷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子家的性質，事實上，一官所守，一技之專，皆可以入道言志，皆可以為子學，先賢錢基博亦云：
昔太史公宏識孤懷，意有所鬱結不得通，錄秦漢，略跡三代，上紀軒轅，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當作史記讀。心知其意而無其人，故曰藏之名山，寄意是書，略人之所詳，揚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學，而人或作方志讀。心知其意之期來者，亦只俟之其人。……通子之意於傳記。
所謂太史公原始察終，以史之體為諸子立傳，確為其《史記》之特色，例如，司馬遷敘述人物，並不限於王侯將相，而遍及於社會各階層；也不限於政治，而涉及於社會各部分，凡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學及其他方面有所貢獻的人，都為他們立傳。而《史記》七十列傳中，有隱士如伯夷列傳第一；有哲學家、思想家如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仲尼弟子列傳第七；有文學家如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有政治家如商君列傳第八、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李斯列傳第二十七；有軍事家如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樂毅列傳第二十、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蒙恬列傳第二十八、韓信列傳第三十三、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有縱橫家如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有刺客如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有俠士如游俠列傳第六十四；有醫卜、星相如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龜策列傳第六十八、日者列傳第六十七等等不一而足。另司馬遷於《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云：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則不然……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
蓋道家向宗老子，老子是道家的代表，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且從「論六家之要指」中可以察覺，其對道家的欣賞與重視或不在儒家之下。而《莊子．天下篇》亦云老子「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堅則毀、銳則挫」等等，最後則稱其為「古之博大真人哉！ 。」可見其對老子之肯定與推崇。
老子既是司馬遷心儀之士，故於《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記述老子云：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
《史記》七十列傳中有〈老子韓非列傳〉摘要如下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而老子深遠矣 。
《史記．儒林列傳》亦有提老子者如后：
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
從《史記》陳列資料，可證司馬遷對老子的景仰與學習是肯定的，如劉甫琴《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云：
司馬遷之根本思想為道家。……司馬遷書中的道家成分，就歷史的意義說，應稱為「老學」；就時代的意義說，應該稱為「黃老」；但就學術的體系意義，應該稱為「道家」。這種思想的中心是在《老子》一書。
《史記》中易、老陰陽軍事思想探析
目前研究《史記》軍事思想著作者則有施丁〈史記寫戰爭〉 、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 、陽平南〈史記兵謀初探－以所載兵家和徵引兵法為範圍〉 、張大可〈司馬遷的戰爭觀〉 、蔡信發〈從史記論將帥之道〉 渠等對司馬遷《史記》的兵學或用兵思想以及對戰爭的形勢、戰略態勢、戰爭計謀、戰爭勝負得失，似作了詳細的研究與析探，惟研究《史記》易、老軍事思想，正如程金造〈司馬遷的兵學〉云：
我認為史官不知兵，若是指《漢書》以下諸著史之官則可，至於太史公司馬遷，則殊不然。司馬遷是通識兵書，深知兵略之人，必然也明曉兵制之始末。……至於司馬遷的兵法之學，則為歷來史官之所不及，只是兩千年來，學者忽略此事，未及發明而已 。
事實上，司馬遷並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但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的景況，似至「述事適如其事」的境界，以此斷論，《史記》易、老軍事思想，實有進一歩深層探究的價值。
一、《史記》戰爭中易、老之剛（陽）柔（陰）用兵思想
司馬遷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的景況，從易、老剛柔（陽陰）的觀念探究司馬遷軍事思想的內容，列舉大要如下
（一）、剛柔並重與並用之易學軍事思想
就兵學而言，易學是剛柔（陽陰）並重與剛柔（陽陰）並用的；如春秋末年，越國的范蠡在《國語．越語下》記述他輔助越王勾踐伐吳時有一番議論如下：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
種種證據顯示，兵家已將剛柔辯證思維模式運用在兵學上，並由此發展出許多兵學中相對的觀念，例如：「先後、遠近、攻守、勞逸」等，且以人事相參天地，並觀察天地虛盈、日困月盈現象，以瞭解軍事戰力上的此消彼長。
（二）、以柔克剛的老子軍事思想
但是，老子從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中覺察到對立統一規律，並有系統地揭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其廣泛論及各種對立關係，如陰陽、剛柔、強弱、虛實、難易、厚薄、壯老、重輕、巧拙、長短、高下、前後、正反、始終、主客、禍福、利害、損益、治亂、興廢、生死、去取、得失、有無、開闔、歙張等等，且從對立關念中特別崇尚「柔弱」。柔弱勝過剛強，則是老子學說的基本觀點之一。老子認為，「柔弱」是生機和活力的象徵，是發展、壯大的起點，而「剛強」或「堅強」則顯示事物的發展已經趨於極限，再往下便是走向死亡，其又謂：「兵強則不勝」、「柔弱處上」，所以老子把「守柔處弱」作為戰爭的指導原則之一；此外，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理所當然也要效法自然的「柔弱」，作戰用兵，都不能例外，其云：
守柔曰強 。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 。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
所以老子軍事思想是以柔克剛之另類思考模式。
（三）、剛柔用兵思想例證
《史記》中描述了許多的戰爭，但描述的手法各有不同，有的從山川形勢角度、有的從奇正變化角度、有的從戰略謀計角度、有的從勝負得失角度描述，然而，本文則從剛柔（陽陰）的觀念探析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
1、先柔後剛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第五》敘齊兵伐魏救趙的戰役，其引文如后：
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 。
孫子因勢利導，三次減灶，使龐涓遇伏，大敗魏師。即是一種先柔（三次減灶）後剛（龐涓遇伏，大敗魏師）的用兵思想表現，亦是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的例證之一。
其次，《史記．高祖本紀第八》垓下戰役，韓信領兵三十萬，而以退卻欺騙項王，則亦是先柔後剛的用兵思想表現。其引文如后：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 。
垓下戰役勝敗關鍵，祁駿佳《遁翁隨筆》描述最深刻清楚，其云：
遷《史記》垓下之戰云：「淮陰侯初交，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淮陰侯復乘之，項羽大敗。只此數語，而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所謂左古奇兵如鳥兩翼者，已盡於此矣。兵法諸書，累千百言而未悉者，遷以數語盡之，乃知遷常究心於兵法，不淺也 。」
誠然，垓下戰役勝敗關鍵，在於韓信統領三十萬大軍，卻示弱退卻，以欺騙項王，此即祁駿佳《遁翁隨筆》所云：「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而佯卻舉措，即是先柔（韓信統領三十萬大軍，示弱退卻）後剛（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的用兵思想表現，亦是司馬遷受易、老軍事思想的影響的例證之二。
再則，《史記．商君列傳第八》商鞅為秦伐魏戰役如後：
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
商鞅為秦伐魏，與公子卬相拒，遺書誑以願「樂飲而罷兵」，公子卬從其意，導致襲虜魏公子卬而破魏，是先柔（樂飲而罷兵）後剛（襲虜魏公子卬而破魏）的例證之三。
2、用剛棄柔失敗的用兵思想例證
《史記．高祖項羽第七》在在顯示，項羽僅知憑藉其有形的戰力與剛猛的勇氣，而欲得天下，殊不知僅有剛勇，而無柔智，絕無法成其大業，太史公於項羽本紀中描述最為確切，其云：
太史公曰：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
《周易．乾．文言》傳文云：「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因此，就《易傳》的觀點，反對「亢」，「亢」即是過剛，項羽即是過剛，而不知以柔智取勝。老子軍事思想亦是以柔克剛，例如：
守柔曰強。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剛愎愚昧，自恃勇武，是奮其私智；不向前人學習，不記取前輩成敗經驗，即是不師古，所以克敵致勝，主要不在兵將剛勇，而在能柔且有智術，過亢或過剛，「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即是「用剛棄柔」失敗的用兵
思想例證。
3、以柔克剛
項羽兵敗，被困垓下，極謀脫困，並作困獸之鬥，惟仍猛不可當，此時漢軍卻以極柔和的鄉音「楚歌」，擊垮項羽與楚軍的戰鬥意志，如《史記．高祖項羽第七》一段描述：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乃悲歌亢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
一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不世英雄，只因「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而其剛鐵般戰鬥意志，即被徹底擊垮，甚至「項王泣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這是多麼悲壯悽涼的景況，漢軍以「楚歌」擊潰楚軍的心防，此即是以柔克剛的用兵典範。
二、《史記》戰爭中易、老之奇（陰）正（陽）用兵思想
《周易．說卦》所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易》之變易，植根於陰陽剛柔，無陰陽剛柔即無變易，《繫辭上傳．第五章》云：「陰陽
不測之謂神」，就是說陰陽的變化，神妙莫測。如《繫辭下傳．第八章》所云：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不可為典要」，即是無常定不變的格式，難以預料。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即是無形，謂之道；形而下者即是有形，謂之器；兵聖—孫子所重視的即是無形的形，是變化多端的形，是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的形，是變化無窮的形，更是《繫辭下傳》所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之意。
至於老子則有「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思想， 並且由於觀察水的變化，而發展出一套辯證理則，其云：「天下柔弱莫如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沒有一定的形體，但它卻可以適應任何的環境，會依其性避高趨下，不過，在水集聚成一定的量時，它就會產生能量，例如，洪水即有無堅不摧的能力，所以老子認為「水以柔勝」，且發展出以柔克剛的用兵之略；一代兵聖孫子亦有此體會，他觀察宇宙萬物的變化，以及戰爭中敵我態勢的變化，更深入探究用兵之道，實與老子「水以柔勝」的以柔克剛用兵之略，有異曲同工之妙。孫子且進一層發揮他的用兵之略，其於〈虛實篇第六〉云：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 。
又云：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
因而，孫子亦體認出，一切事物均是變動不居的，連一年四季亦有所變化，所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用兵之道同流水一樣，沒有固定的形式，必須根據敵情的變化，採取因應的對策，如此才能因敵制勝，所以他說：「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然而，就兵學而言，《周易》陰陽、「剛柔」的變易思想與老子「柔弱莫如水」、「以柔克剛」辯證思維是相同、相通的，而且，柔即是「奇」，剛即是「正」，因此可轉換為兵法上「奇正」、虛實、攻守、進退，以使兵法變化無窮。孫子對此亦有深刻體會，其認為，用兵之道，重在「奇正」二字，「奇正」相互運用，變化無窮，所以奇與正是《孫子兵法》中，非常重要的相對觀念；其次，老子認為「兵強則不勝」、「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如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弱之勝強，柔之勝剛」，所以十分重視「以柔克剛」的用兵思想，因此老子「剛柔」的「柔」在兵學中，其意義即是「奇正」的「奇」字，嚴靈峰〈老子思想對於孫子兵法的影響〉亦云：
如何才是「以奇用兵」呢？依老子的思想，用「奇」就是要「守柔」和「持後」；即以柔克剛，以疆為弱，反客為主，以退為進。……老子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孰知其極？」這不是為孫子兵法「用奇」之所本嗎 ？
以此之故，《老子》一書蘊含豐富的「以奇用兵」之軍事思想；不過，歷代兵家對奇、正均有不同的詮釋與意見，〈尉繚子．勒卒令第十八〉云：
夫早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早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 。
尉繚子認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是有效的制敵方式，曹操說：「正者當敵，
奇兵從旁，擊不備也」；李靖《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亦云：「凡兵以向前為正，後卻為奇。」 梅堯臣釋為：「動為奇，靜為正」，事實上，「兵者，詭道也」，詭道就是：「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令變者，奇也」，這是甚好的詮釋，然而，孫子則又有一番說詞與論點，其於〈兵勢篇第五〉云：
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
凡戰者 ，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嚐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
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
一般而言，先出為正，後出為奇；常法為正，變法為奇；正面為正，側翼為奇；
守備為正，突襲為奇；奇與正，互生互輔，變化無窮。帶兵作戰，就必須「以正合，以奇勝」，因為兩軍相爭，無不正，無不奇，所以要以奇制勝，歷史上以奇兵制勝的戰例非常多，例如，韓信背水一戰使戰士「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人人奮勇殺敵，《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描述：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
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 ！」
韓信果然「破趙會食」，此即是以奇制勝的戰例。
再者，《史記．田單列傳第二十二》描述，田單用反間計，使惠王與樂毅有隙，致令無能之騎劫替代有能之樂毅為大將，開創勝利之契機；且誘使燕軍盡劓齊諸降者及挖掘即墨人墳墓，激起齊軍反抗燕軍之堅強意志；然後又使老弱女子乘城，並遣使約降於燕軍，鬆懈燕軍戰鬥意志，最後田單運用火牛陣，大敗燕軍，收復齊國七十餘城。太史公司馬遷贊云：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户；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
其次，不知奇正變化而導致失敗案例如《史記．宋微子世家第八》，敘宋襄公與楚成王泓之戰云：
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 。」
宋襄公所云：「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是戰爭中之愚見，故司馬遷借子魚之言而云：「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說明戰爭是要奇正變化的絕無一定之常勢，因為戰爭的目的是徹底摧毀敵方的力量，是用盡一切方法以致勝的，這是何等明智之見。
再如，《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描述韓信命伐趙時，趙以陳餘為帥，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云：
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
廣武君李左車願以三萬人自將，絕韓信輜重，使陳餘堅壁勿戰以困韓，但陳餘如司馬遷所云：「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廣武君策不用 。」陳餘不知奇正之略，不從廣武君李左車之策，故終為漢軍所敗。
總而言之，奇與正為用兵之道，與易、老之陰陽、剛柔的辯證思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唐太宗云：
吾之正，使敵視之以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形人者」歟 ？
況且，孫子的「奇正相生、以奇制勝」，是由陰陽燮理所推演而成的用兵之道，
其與易、老奇正用兵思想可說是互相發明。
三、從《史記》戰爭記敘中發現易、老之陰陽軍事思想
《史記》這部歷史名著，不僅描寫人物適如其人，且描述戰爭的景況也細膩
非凡，適如其事；由於司馬遷通曉兵書，嫻於兵略，故在許多戰爭的描述中，自然的表達了對戰爭的看法，再者，司馬遷深受易、老思想極深，而從這些的看法中，我們亦可發現或推測出司馬遷豐富的易、老之陰陽軍事思想。
（一）、反戰思想
《周易》除了《師》卦是專門講戰爭的，尚有三十個卦及七十五個彖、象、卦爻辭，提及戰爭字眼，然而，《周易》這部經書，雖然將近有一半的卦是講到征戰的事，但是《周易》已深刻體認，戰爭實為「國之大事」，關係到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惟戰爭亦為「凶事」，即使戰爭取得了勝利，也是以犧牲許多人的生命，消耗大量的物力財力為代價的；例如，李鏡池《周易通義》亦有中肯的評斷：
《周易》作者對邦交問題，主張和平相處、反對侵略。《比》卦、《觀》卦都談到這個問題。而本卦（指兌卦）談得更全面。首先提出和平共悅的宗旨；中間指出侵略者、威懾者、和談的破壞者總是沒有好下場的；最後說明要用引導方法實現和平共悅 。
因此《周易》不主張以戰爭去征服別國，更反對窮兵黷武，而主張國與國之間要友好相處，和平共悅。實質而言，《周易》所論述的是愛好和平的反戰思想 。我們可以從許多的經文中去證實這一個論點。
《老子》目睹春秋、戰國時期「捐禮義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因而激發其強烈的反戰戰略思想。其云：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
由上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殺人之眾，悲哀泣之」等觀察， 實可顯示《老子》是以反戰為其陰柔戰略思想。
誠然，楚漢相爭八年，漢初上接嬴秦之虐，天子無法具鈞駟，宰相或乘牛車，國家勢需休養生息，以故黃老思想興起， 而《周易》思想與黃老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易、老思想均是反對戰爭的；且從《史記》的許多戰爭中，亦可例證《史記》蘊含易、老反戰陰柔軍事思想如后：
1、武安君之死、死非其罪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趙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之後，武安君敗趙括軍於長平，降卒四十萬人，詐而盡坑殺之。其後，秦王竟賜劍令武安君自剄。司馬遷有精彩細膩之描述：
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死而非其罪。
《周易．繫辭下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逆天殺戮，自受其不祥。《老子》亦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從此角度檢視武安君白起上將軍所云：「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之語，所以，司馬遷云：「武安君之死也，……死而非其罪」，是何原因？實因武安君殺戮過多，從此事例，即可例證司馬遷深受易、老思想，且在其論述中反映出反戰陰柔軍事思想。
2、輔秦應以道德，而非殺伐
王翦、王賁、王離三世為大將。王翦嘗將大軍六十萬人，大破荊軍，殺其將軍項燕，虜平荊地為郡縣，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王賁皆已死，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若以純軍事眼光而言，王離是秦之名將，且率領強盛之秦兵，攻打剛聚合的趙軍，必然是手到擒來，不過，司馬遷卻借「客曰」而發議論，其云：
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 。
其後，王離果為項羽所虜。在本傳最後司馬遷更云：
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 ！
太史公借戰史而發議論，其主要目的，即是表達輔秦應以道德，而非殺伐，而其旨意即在，殺戮過多，必將滅亡，則《史記》論旨與易、老反戰之思想可謂不謀而合。
3、殺伐誘降者，不得封侯
李廣之從弟李蔡，所建立之功勞與名聲遠不如李廣，然而，李廣未得爵邑，封官亦不過九卿，惟李蔡卻為列侯，位至三公。甚至，李廣之部屬，才能平平者，亦有數十人以軍功封侯，所以李廣曾與望氣者王朔私語，《史記．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五》有細膩描述：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
李廣為隴西守，卻誘降羌人八百餘人並詐而殺之，此種殺戮之過，使李廣本人亦無法釋懐，故太史公亦借望氣者之語云：「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此亦反映《史記》論旨與易、老反戰之陰柔軍事思想。
4、兵者凶器、好戰必亡
《史記．越世家第十一》敘勾踐欲伐吳國而范蠡諫止如后：
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其諫伐匈奴一事如后：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
如上所述，范蠡諫止勾踐伐吳，並云：「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好用凶器，行者不利。」而主父偃者，其人學易而諫伐匈奴，其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兵者凶器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等，凡此均顯現深受易、老反戰軍事思想影響。
（二）、「尚謙」思想
《周易》在《謙》卦中亦有一些「尚謙」軍事思想，例如：
《周易．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周易．謙六五、象傳》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語：
侵伐爭事，惟謙德之君宜之。以見六五之謙非姑容，乃盛德也 。
又如：
《周易．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周易．謙上六、象傳》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李綱語：
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 。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語類云：
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止退處一步耳 。
誠然，《周易．謙》之軍事思想，其論旨強調，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時亦不得不用兵。所謂侵阮徂共，一怒安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非力征也，征不服也。
惟本謙德以用兵，則無不利也。
其次，老子亦有「重積德」謙沖之軍事思想，例如：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
《韓非子．解老》云：
故曰：「早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
《韓非子．解老》認為，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然「重積德」則是「尚謙」的思想，所以韓非子視老子之「重積德」為「尚謙」之軍事思想。
其次，《老子．大國者下流》云：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大者宜為下 。
所以大國對小國謙下，即可取得小國的人事；小國對大國謙下，就可取得大國的兼畜。自處謙下，則各得其所欲。然而，大國小國均應謙下，因小國謙下，即可保全自身；而大國謙下，則令天下歸往。《老子．用兵有言第六十九章》云：
用兵有言，……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 。
《老子．善為士者不武第六十八章》云：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 。
所謂「抗兵相加，則哀兵者勝矣」、「不爭之德」，實為老子「尚謙」軍事思想事，而此，亦或是退處一步的處理思維。然而，大抵「尚謙」自是用兵之道，所以老子「尚謙」的軍事思想，其與《周易》軍事思想事可謂不謀而合。
誠然，司馬遷受易、老的思想極深，故在描述《史記》戰爭中，極其自然的反映其「尚謙」陰柔軍事思想，茲列舉例證如后：
1、持盈守威、收歛驕溢
《史記．春申君列傳第十八》黃歇上書說秦昭王云：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抜燕、酸棘、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疆，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 。
此為春申君勸秦昭王應當持盈守威，不可驕溢，故再警之曰：「王可謂能矣」，「功亦多矣」，「威亦單矣」，若秦昭王尚知收歛自守之道，則無後患，否則貽禍無窮。此為「尚謙」之道，與易、老「尚謙」陰柔軍事思想相同。
2、輕易用兵，不知優禮將士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對於趙括言兵一事有細膩描述如后：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盡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
依司馬遷記述，趙括言兵自誇：「天下莫能當」，此即違反易、老「尚謙」軍事思
想。且其父趙奢謂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即是趙括「輕易論兵」此亦違反易、老「尚謙」軍事思想。再者，括母述括父為將之時，「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故奢能尊賢，友益，優禮將士如此；而括為將，擅作威福，軍吏不敢仰視，其不能親愛士卒如其父，實亦違反易、老「尚謙」事思想。總而言之，趙括其人，誇大輕浮，喜談兵事卻輕易論兵，且不知優禮將士，嚴重違反易、老「尚謙」陰柔軍事思想，最後敗軍亡身，或是有跡可循。
結語
總而言之，司馬遷既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無法列入兵家之林，惟其
通識兵書，深知韜略，故在許多戰爭的描述中，自然表達了對戰爭的看法；其次，司馬遷因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且易、老又蘊含豐富的軍事思想，從而在《史記》許多戰爭的例證中，我們亦可反映、發明或推闡出司馬遷豐富的易、老之軍事思想。
再者，司馬遷生當漢武帝積極用兵以致帶來嚴重後果之時，厭戰情緒似乎是可預想的，尤其，司馬遷受易、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極鉅，如老子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而《周易》所蘊涵的二個重要的觀點則是「生生之德」與「太極和諧」，所以司馬遷深深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最終其軍事思想是「慎重兵事」反對戰爭。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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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6日 星期三
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析探
提要：
一、《周易》六十四卦，其中三十個卦及七十五個彖、象、卦爻辭提及戰爭字眼，而《師》卦是專門講戰爭的
卦。
二、戰爭是敵我雙方智慧、勇力之爭，在戰爭中，要想削弱、消滅敵人，保存、壯大自己，就必須對敵人進行
智慧、勇力的殊死戰。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蘊含高深的戰略思想，以及用兵遣將的領導統
御藝術，殊值開發運用。
三、孟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衛靈公問陳，子曰：「軍旅之事未之聞也 。」 在在說明古人重視師役
不輕啟戰端，但古有安而不忘危之戒，師役之事可以不用，卻不可不講，《師》卦所論均是克敵致勝的道
理，本文摘要提出「師出以義、將重德智」、「為將之道、重在均衡」、「容民畜眾、寓兵於民」、「知
人善任、事權專一」、「善『易』者用兵，知所進退」、「師出以律、失律者凶」等戰略思想及用兵遣將
的領導統御藝術與讀者切磋。
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析探
一、前言
殷末周初，處於朝代更替時期，然而，周朝經歷季歷、文王、武王等重要之開國君王以及無數次的重要戰役的勝利，如季歷以武力征服無論是鬼方及諸戎，給周文王進軍中原及準備克商，奠定了良好基礎。周文王謹慎事殷，團結諸侯、進軍中原，完成克商的戰略部署，最後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誓師伐紂，決勝牧野，消滅了商所屬諸侯，達成克商的目的。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朝的創建，絕對離不開戰爭，而《周易》亦或在戰爭頻仍的背景下產生。《周易》全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師》卦是專門講戰爭的，尚有三十個卦及七十五個彖、象、卦爻辭提及戰爭字眼，故其中必然蘊涵豐富的戰略思想，殊值開發，因而我們有必要析探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思想：
《師》卦為《周易》第七卦，是專門研討戰爭的卦；所謂師就是眾，《彖傳 》云：「師，眾也。」《序卦》亦云：「師者眾也。」《公羊傳》桓公九年解釋京師一辭：「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1]《穀梁傳》文公九年解釋京師一辭亦謂：「京大也，師眾也，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2]眾就是很多人。在古代眾就是廣大勞動群眾，就是那些生活在井田制度下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因此，眾就是兵眾的意思。因為古代國家不設常備兵而是寓兵於農，兵農合一。平時耕田，戰時集中起來，即是兵眾，兵眾拉出去就可行軍打仗。《師》卦的師，正是講如何興師動眾、出兵打仗。若細分的話，師包含兩層含意：一是兵員的集中。二是採取軍事行動。 事實上這兩層含意，從《師》卦的卦象可以得到說明。從內外卦的卦體看 ，水在下，地在上，地中有水，是聚眾之象。從內外卦的含義看，坎險在內，
坤順在外，順行險道，有行軍打仗的意思，所以《雜卦傳》謂「比樂、師憂」，從六爻看，一陽爻五陰爻，一陽爻在下面為眾陰爻之主，有將帥統兵之象。 依據《序卦傳》謂「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師》卦列於《訟》卦之後，是有其內在原由，因為爭訟的結果必然造成興師動眾，戰爭總是由平常的爭訟引起的，所以《訟》卦之後列《師》卦。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之語，對《師》卦作了很恰當的解釋：
一陽居下卦之中，五陰從之，將統兵之象。二以剛中居下，五以柔居上
而任之，君命將出師之象。《序》卦，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由爭起，故繼訟。卦德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3]
然而，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不過人是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戰爭是敵我
雙方智慧、勇力之爭，在戰爭中，要想削弱、消滅敵人，保存、壯大自己，就必須對敵人進行智慧、勇力的殊死戰。魯莽的武夫不行，迂腐的仁義不行，無組織紀律的烏合之眾更不行，必須是智勇雙全的將帥，懂得戰略運用始能克敵致勝。因此《周易》之《師》卦蘊含著高深的戰略思想，以及用兵遣將的領導統御藝術，等著我們開發運用，在此提出下列幾項重點茲供研討：
二、師出以義、將重德智
興師動眾，須能獲致人民之向心，人民有向心力，才能團結鞏固，眾志成 城。眾志成城，才能爭取戰爭勝利。《周易．師》卦辭云：
師貞，丈人吉，無咎。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
順。以此毐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貞之「貞」字，即「正」之意，或為「仁義、正道」之意。「丈人」乃是能御眾，有長才之能者。「無咎」，即沒有過失之意。此乃說明戰爭是極危險的，必須由「丈人」，即善於御眾之能者領軍作戰，才能「吉」而「無咎」。而興師必用民，需以「仁義、正道」號召，弔民伐罪，所謂：「師出必以義」，故能「貞」，才能得民，得民則民從，故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六韜．文韜．文師第一》亦云：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4]
所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因此必須選才德兼備、老成持重且善於御眾之將師領軍，以之征伐，縱然是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且將何往而不利，所以能行險而順。此為師出以義、將重德智。我國兵家之思想，莫不以此為其立論之依據。所以《司馬法．仁本第一》云：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不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厲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5]
《周易程傳》云：
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
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無咎而不吉者，吉且無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帥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眾，乃以眾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乃丈人也。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6]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云：
言合眾志而一之，乃成為師，正弔民伐罪，仁義之事。順乎天理，人歸
天與，可王天下。毒，害也。用師止亂如用藥玫疾，不得己而用之，實有安民之心，非徒好武。以此治亂，民必從之。[7]
由此顯示《師》卦是重視「貞」、「正」，也就是強調作戰的目的必須正確，應該
是順天應人，弔民伐罪，聲張正義的戰爭，而不是發動以強凌弱，眾暴寡的侵略戰爭。只有進行正義的戰爭，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雖然戰爭會勞民傷財，必然毐害天下，但師以順動，作戰是為了解除民困，像湯放桀，武王伐紂，人民是可以諒解的，《孟子．滕文公下》亦云：
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8]
所以「以此毐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其次，《師》卦除重視「貞」、「正
」之外，亦重視「丈人」，即是重視軍隊將帥的問題。因此《師》卦所說的「丈人」，是一位才智、品德都為大家所敬服的好將帥，而且，《周易》的時代，兵農合一，軍隊往往在臨戰前才召集組成，率軍出征的將帥（丈人）必也臨時任命，不似後世有專職的領導人才，因而將帥的選擇更顯的重要，所以《周易程傳》舉出司馬穰苴及淮陰侯兩人是優秀的將帥之才（丈人），且《師》卦亦顯示將帥的「智德」，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故朱熹《周易本義》云：
「丈人」長老之稱，……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9]
因而《六韜．龍韜．論將第十九》云：
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10]
《孫子兵法．作戰篇第二》云：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11]
《孫子兵法．謀攻篇第三》云：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12]
所以將帥影響國家安全危，不僅應慎舉兵事，以愛民命，且須知使民用眾以為戰，
乃國之大事，不可不察，統軍作戰之勝敗，則在將帥之良，故必有賢將，才能從
事戰爭，如此無往不利矣。
三、為將之道、重在均衡
慎戰兵聖 － 孫子論將，是以仁為中心，但領軍作戰，唯求勝利，而其手
段則屬殘酷，如過於仁慈，則易於致敗而危國。所以《孫子兵法．始計篇第一》云：「將者，智信仁勇嚴也。」[13]除以「仁」為中心之外，尚有智信勇嚴，因為將帥必須頭腦冷靜，心理狀態保持平衡，且須深謀遠慮。《孫子兵法．九變篇第八》云：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14]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引夏振翼云：
為將者，豈盡智謀之人哉？其狃於性情之偏，不知所以矯之，而入於危殆者，蓋有五焉：如不分險易，不計眾寡，徒勇無謀，期於必死者，可布奇設伏，以殺之也。依戀城堡不敢深入，臨陣退怯，必欲生還者，可邀擊襲取，而擄之也。若剛暴褊急者，其心志淺狹，智識卑陋可知也，有以侮慢之，則乘怒而輕進矣。狷介自飭者，其喜好名譽，不受人污可知也，有以凌辱之，則必求雪其恥矣。至姑息求全，才非果決者，乃仁慈不忍之人也，使煩擾之，則心緒紛亂，謀慮不精，而敗可立見。凡此五者皆一偏之失，為將者之過也，以之用兵，必致災害之至也。覆亡三軍，殺傷將士，必由此五者危殆之咎，為將者，誠不可忽略視之，而不思所以自省也。[15]
因而為將帥者，不可性格偏執，剛愎自恣，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故為將之
道，重在均衡。《周易．師》即有如此思想：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
《師．九二．象》：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周易程傳》則解釋如后：
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
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下不信也。[16]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李士鉁云：
二以一陽帥眾陰，專閫之寄，權無旁貸。二，將兵之將；五，命將之君
。賞薄者不可以得士，權輕者不足以蒞眾。命錫至三，賞之厚，任之專
矣。[17]
誠然，戰場戰機是瞬息萬變，一位戰埸指揮官，必須臨機應變，把握戰機，所
以一位身受重任的方面大將，必須是能獨當一面，甚至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謂「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即是受到上級絕對的肯定與信任，而且接受許多精神上的鼓舞以及物質上的支持，此即為「承天寵、王三錫命」之意，不過當此之際，《師》卦的九二爻辭及象辭均提出「在師中吉」，此「中」就是「均衡」、「中道」之意。因為軍隊事務，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例如《左傳》閔公二年記里克諫止晉獻公命太子申生帥師伐東山皋落氏云：
夫帥師，專行謀，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子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18]
將帥在軍必須有一定的專命之權，所以太子不宜將兵出征，然而統軍在外作戰
，不專制，沒有獨立的指揮權，不能取勝。過度專制，一切自作主張，則失為臣之道，理想的作法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所以將帥「行中道」、「個性均衡」才能吉而無咎。所以蔣介石先生在考核人才的要領與原則中，對「均衡」一項，特別重視。因為「均衡」之反面，就是「偏執剛愎」，其云：
凡是一個領導者，無論在智識能力，尤其是性格上，必須時時注意其保持均衡不偏才行，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事。因為凡是有些才幹的人，必然是有其個性的，要求其不偏不激，合乎中庸持平是很難的，如果他能夠時時注意其自己的個性，而能不使其過度放縱不羈，且以保持平衡自勉，亦就得益非少了。這「均衡」兩字，如用我國古語「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來解釋，庶幾近之。[19]
《周易．師》之「在師中吉」，即是「為將之道、重在均衡」，至為重要，否則將
帥個性偏執，將帥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不可不察也。
四、容民畜眾、寓兵於民
治國用兵，必修德以容民，所謂兵必動眾，眾不從，何以為用？何以為戰？兵凶戰危，孰願赴之，故非同民利害者，孰能使眾？所以《周易．師．象》云：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周易本義．師．象》云：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眾矣。[20]
《周易程傳．師．象》云：
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眾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眾也。[21]
李光地《周易折中》引陳琛云：
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非師之象乎？君子觀師之象，必容保其民，必畜其兵眾焉。蓋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無事之時，必制田，教樹畜使此閭族黨州鄉之民，無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眾，以為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於此矣，苟平時誨之無其方，則緩急誰復為之用哉。[22]
《師》卦上坤坤為地，下坎坎為水，有地中有水，水聚地中之象。軍事家觀此象，應能體認容民畜眾的重要。《尉繚子．戰威第四》云：
勵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以營也，不可不顯也；田祿之實，飲食之糧，親戚同鄉，鄉里相勸，死喪相救，丘墓相從，民之所以歸，不可不連也。必固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營以顯之，因其所歸以固之。如此，故什伍如親戚，阡陌如朋友，故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23]
又云：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矣。[24]
尉繚子主張親民利民，以求得民。任土地以養民，則民勸，則兵強。《六韜．龍韜．農器第三十》亦云：
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篩、簦、笠者，其甲胄干楯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絍，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歩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成，其廩庫也。春秋治城廓，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絍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25]
古代兵農合一，平時持握耒耜的農夫，戰時即是執干戈的戰士，所謂「容保其民者，正所以畜聚其兵也。常時兵即民，變時民即兵，兵不外乎民，即水不外乎地也」。因此，容民畜眾、寓兵於農乃是古代軍事家必然重視的課題。
五、知人善任、事權專一
戰爭地域遼闊，作戰部隊眾多，若將帥無法事權專一，統一指揮，動輒請示，輾轉耗時，及至令抵戰場，早已時過境遷，良機逸逝，何以爭勝？所以《周易．師．六三》云：
師或輿尸，凶。
《師．六三．象》：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一國君主任命大將或統帥，若不能知人善任，因人器使，或是事權不能專一，均可稱為「輿尸」，例如《師》卦六三爻是以柔居剛，極似一才弱志剛的人在軍中撓權躐位（此處代表君主不能知人善任，因人器使，命將不當），侵奪主將統軍之權，造成軍命不由一的事態（事權不能專一）。部隊中一旦發生「輿尸」的情況，而《師》卦六二爻那種主將有權有威的局面即被破壞，必無大功，故云：「師或輿尸，凶」、「師或輿尸，大無功也」。誠如《孫子兵法．始計篇第一》云：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26]
《孫子兵法．謀攻篇第三》云：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27]
《孫子兵法．九變篇第八》云：
君命有所不受。[28]
《尉繚子．武議第八》云：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29]
尉繚子以為兵凶戰危，非不得已不能用兵，用兵則必求勝。故任將必信而使之專，惟專才能一，一則固，故兵強戰勝。又如《司馬法．嚴位第四》云：
凡勝三軍，一人勝。[30]
所謂一人勝，是指一將帥而言，如政出多門，令不統一，則何以能勝。《司馬法．定爵第三》亦云：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31]
司馬法所謂之治亂之道，乃係將帥之作為，其中之「一」與「專」，亦即任之必，行必求統一之意。《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云：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毂邪？盡合古禮，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32]
此為說明命將授權，必使之專，乃能克敵致勝。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云：
「師貴統一，至於或輿尸而不及料，大無功矣。」[33]因而《周易．師．六五》云：
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周易．師．六五．象》云：
《師．六五．象》：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周易程傳》云：
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34]
此處「長子」指師卦的九二爻，九二爻陽剛居中，以中行師，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統帥，決策者任命其為統帥是正確的，但是既用長子帥師又任用「弟子」分長子統帥的指揮權，此即「弟子輿師，使不當也」。例如郭子儀相州之敗即是一例：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是時安慶緒退保相州，（今河南臨漳縣），史思明降而復叛，擁重兵居范陽。天子以子儀、光弼皆元勲，恐難相攝，故不立元帥，而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史」統全局。大軍久圍鄴城（相州縣治）不下，遂引漳水灌城，慶緒求救於思明。思明率精兵來，唐軍倉促交戰，雙方死傷各半。子儀隨後佈陣接戰，然未及合戰，大風驟起，吹沙抜木，天地晦暝，跬歩不辨物色。兩軍驚惶潰散，九節度使各敗歸本鎮。子儀為魚朝恩所間，解兵權。論相州敗戰之因，蓋九節度使皆擁兵一方之雄，本難相服，又軍無統帥，進退失據，軍心弛散，而引漳水灌城，亦有違仁心，故未戰而風雲變色。[35]
六、善「易」者用兵，知所進退
兵家認為領軍作戰，首須謀定而動，否則盲目躁進，戰則必敗。或於狀況未明之際，不利於進，如患已迫近，更應審慎，蓋進退必有其道也。且善「易」者
用兵，知所進退，故《周易．乾．文言》云：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36]
蓋無論進退，須有週詳計劃，尤於陷於困窘之境，不能僅憑血氣之勇，冒險前進，所以善「易」者用兵、知所進退，誠如《尉繚子．戰權第十二》云：
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37]
意謂領軍作戰必先考慮不知止之最壞打算，為求有功而輕舉暴進，則必為敵所
乘。《吳子．料敵第二》云：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38]
《孫子兵法．行軍篇第九》云：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39]
意謂判斷敵人進退休止之道理，以為決定進退之依據。對於此《周易．師．六四》
亦有很好的警示如：
師左次，無咎。
《周易．師．六四．象》云：
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周易程傳》云：
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40]
又云：
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無咎。[41]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云：
六四陰居陰位，柔而得正，於行師為知難而退之象。師以慎重為，恐人以退為怯，故曰未失常。[42]
作戰的目的是擊敗並消滅敵人，欲消滅敵人，必須進擊。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將帥須善於適時應變，必要時可作戰略轉移，不可硬碰，此即「師左次，無咎。師左次，未失常也」。《孫子兵法．謀攻篇第三》云：
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43]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引劉寅亦云：
人君不知軍之不可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之不可以後退，而命之後退，是謂縻繫其軍者也，謂人君不令大將自進退之道，或遣使命，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甚者，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與戰，亦宗強命之戰，遂至敗，是也不知三軍戰守之事。[44]
例如二次世界戰時之敦克爾敦的大徹退，實為最佳典範，所以善「易」者用兵，須知行師之道，因時施宜，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知所進退，才能全軍保國。
七、師出以律、失律者凶
古時將領指揮作戰，目不得全視，耳不得全聞，欲齊一心志，規律其行動，以使部隊分合自如，進退不亂者，首須立定兵制，並訂立軍令以規範準則而奠軍威。故兵制之優良與否，或可判斷戰事之勝負，且軍令之貫徹執行，乃為領軍作戰之首要條件，尤其於兵凶戰危，不得已而用兵之時，更須嚴格貫徹軍令，不得稍有敷衍、放縱，否則兵既為危事，其後果將是戰敗以亡國，故《尉繚子．制談第三》云：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鬥；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鬥；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45]
又如《尉繚子．兵教上第二十一》云：
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鬥；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46]
尉繚子認為建軍必先定兵制，立常令，若兵制定，常令立，則軍治；治者師有節
制，故師出以律，攻戰不亂。《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云：
太宗曰：諸葛亮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案《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緃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47]
所謂治軍必為節制之師，師有節制，則行止攻戰，均有規律可循，部隊整然有序，必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周易．師．初六》云：
師出以律，否臧凶。
《周易．師．初六．象》云：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所以治軍作戰，必以法制為之節制，如法制不立，紀律廢弛，戰則必敗，故凶。因治軍首在定法制、明軍令。《周易程傳》云：
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眾，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48]
這是強調軍隊紀律的重要性。紀律不僅是士卒的問題，也是各級軍官是否服從將帥的統一指揮的問題。因此，軍隊出征作戰，必須有良好的紀律，有紀律的軍隊，就無往不利，否則便是凶兆。《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即是一例。因楚國軍隊包圍鄭國首都，晉國派兵救鄭，兵至黃河，聽說鄭國已經投降楚國，晉軍元帥荀林父決定返回晉國，等待時機，再征伐楚國。但是晉軍副元帥先縠剛愎自用，不同意元帥荀林父的決定，其云：
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49]
先縠不聽主帥命令，率領他的部屬渡過黃河，與楚軍交戰。對此一事件，晉國名臣知莊子則引用《周易》《師》之《臨》卦論斷：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50]
《左傳》邲之戰，原是晉、楚兩國為爭奪控制鄭國而起，鄭之得失是兩國霸權消長的關鍵。晉軍之失敗，並非實力不如楚軍，而是由於不能「師出以律」，將帥不和，無法統一指揮，作戰時各逞其能，不能發揮統合戰力，以致軍心渙散，此師殆哉。
八、結語
總而言之，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目的，《周易》之《師》卦，故有其獨特、卓越之戰略思想，潛心運用，或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惟依據孫子的戰爭哲學，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況且，曾國藩亦有一段議論如后：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幾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為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末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51]
所以「兵者，陰事也。……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且《淮南子．道應訓》篇云：
魏武候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武候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具極，吳之亡猶晚矣。」[52]
因此，研究易學與兵學的最終目的是使人類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所以最高的戰略指導應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及「少殺伐」，必須「慎重兵事」，至於上古戰略思想 －《師》卦，除了可啟發兵學思想與戰爭哲理外，最重要的亦是發揚易學的「生生之德」與「太極和諧」的思想，以達致息戰止戰的目的。
[1]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公羊傳．桓公九年》（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元月，初版），卷5，頁61。本文所引典籍，於各章節首次出現時，詳細著明朝代，作者、書名、冊數、頁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與版次，以便覆覈；再次引用時，僅註明書名、冊數、頁數、以省篇幅，為統一體例，出版年月一律以西元紀年標記。
[2]見《十三經注疏》，〈穀梁傳．文公九年〉，卷11，頁107。
[3]馬振彪著，《周易學說》（廣東：花城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1刷），頁88。
[4]呂望著，〈六韜．文韜．文師第一〉，葛玉莹注譯，《武經七書新譯》（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11月，初版1刷），頁 188。
[5]見司馬穰苴著，〈司馬法．仁本第一〉，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87。
[6]黃忠天著，《周易程傳註評》（台北：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1刷），頁93-94。。
[7]見《周易學說》，頁89。
[8]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孟子．滕文公下》（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1月，初版），卷6，頁111。
[9]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台北：真善美出版社，1981年7月，再版），頁179。
[10]見呂望著，〈六韜．龍韜．論將第十九〉，葛玉莹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232。
[11]魏汝霖著，《孫子兵法大全．作戰篇第二》（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7月，4版），頁25。
[12]見《孫子兵法大全．謀攻篇第三》，頁26。
[13]見《孫子兵法大全．始計篇第一》，頁21。
[14]見《孫子兵法大全．九變篇第八》，頁36。
[15]見《孫子兵法大全．九變篇第八》，頁206。
[16]見《周易程傳註評》，頁97。
[17]見《周易學說》，頁91。
[18]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9月，再版），頁268-269。
[19]見《孫子兵法大全．九變篇第八》，頁208。
[20]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台北：世界書局，1996年2月，初版13刷），頁11。
[21]見《周易程傳註評》，頁73。
[22]見《周易折中》，頁775。
[23]見尉繚著，〈尉繚子．戰威第四〉，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31。
[24]見尉繚著，〈尉繚子．戰威第四〉，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31。
[25]見呂望著，〈六韜．龍韜．農器第三十〉，葛玉莹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232。
[26]見《孫子兵法大全．始計篇第一》，頁21。
[27]見《孫子兵法大全．謀攻篇第三》，頁 27。
[28]見《孫子兵法大全．九變篇第八》，頁35。
[29]見尉繚著，〈尉繚子．武議第八〉，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31。
[30]見司馬穰苴著，〈司馬法．嚴位第四〉，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07。
[31]見司馬穰苴著，〈司馬法．定爵第三〉，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00。
[32]見唐．李世民．李靖著，〈唐太宗李衛公問對〉，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411。
[33]見《周易學說》，頁92。
[34]見《周易程傳註評》，頁101。
[35]見《周易程傳註評》，頁77。 事見（舊唐書．郭子儀傳）卷120。
[36]見《周易程傳註評》，頁23。
[37]見尉繚著，〈尉繚子．戰權第十二〉，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56。
[38]見吳起著，〈吳子．料敵第二〉，劉慶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64。
[39]見《孫子兵法大全．行軍篇第九》，頁38-39。
[40]見《周易程傳註評》，頁100。
[41]見《周易程傳註評》，頁100。
[42]見《周易學說》，頁93。
[43]見《孫子兵法大全》，頁103。
[44]見《孫子兵法大全》，頁104。
[45]見尉繚著，〈尉繚子．制談第三〉，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26。
[46]見尉繚著，〈尉繚子．兵教上第二十一〉，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70-171。
[47]見唐．李世民．李靖著，〈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370-371。
[48]見《周易程傳註評》，頁96。
[49]春秋．左丘明著，《左傳會箋．宣公十二》（台北：鳳凰出版社，1977年9月，景印3版），頁7-8。
[50]見《左傳會箋．宣公十二》，頁8-9。
[51]曾國藩著，《曾國藩全集．雜著》（台北：漢苑出版社，1982年），頁330-331。
[52]漢．劉安著，《淮南子．道應訓》（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10月，臺3版），頁5。
一、《周易》六十四卦，其中三十個卦及七十五個彖、象、卦爻辭提及戰爭字眼，而《師》卦是專門講戰爭的
卦。
二、戰爭是敵我雙方智慧、勇力之爭，在戰爭中，要想削弱、消滅敵人，保存、壯大自己，就必須對敵人進行
智慧、勇力的殊死戰。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蘊含高深的戰略思想，以及用兵遣將的領導統
御藝術，殊值開發運用。
三、孟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衛靈公問陳，子曰：「軍旅之事未之聞也 。」 在在說明古人重視師役
不輕啟戰端，但古有安而不忘危之戒，師役之事可以不用，卻不可不講，《師》卦所論均是克敵致勝的道
理，本文摘要提出「師出以義、將重德智」、「為將之道、重在均衡」、「容民畜眾、寓兵於民」、「知
人善任、事權專一」、「善『易』者用兵，知所進退」、「師出以律、失律者凶」等戰略思想及用兵遣將
的領導統御藝術與讀者切磋。
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析探
一、前言
殷末周初，處於朝代更替時期，然而，周朝經歷季歷、文王、武王等重要之開國君王以及無數次的重要戰役的勝利，如季歷以武力征服無論是鬼方及諸戎，給周文王進軍中原及準備克商，奠定了良好基礎。周文王謹慎事殷，團結諸侯、進軍中原，完成克商的戰略部署，最後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誓師伐紂，決勝牧野，消滅了商所屬諸侯，達成克商的目的。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朝的創建，絕對離不開戰爭，而《周易》亦或在戰爭頻仍的背景下產生。《周易》全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師》卦是專門講戰爭的，尚有三十個卦及七十五個彖、象、卦爻辭提及戰爭字眼，故其中必然蘊涵豐富的戰略思想，殊值開發，因而我們有必要析探上古戰略思想 －《周易》之《師》卦思想：
《師》卦為《周易》第七卦，是專門研討戰爭的卦；所謂師就是眾，《彖傳 》云：「師，眾也。」《序卦》亦云：「師者眾也。」《公羊傳》桓公九年解釋京師一辭：「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1]《穀梁傳》文公九年解釋京師一辭亦謂：「京大也，師眾也，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2]眾就是很多人。在古代眾就是廣大勞動群眾，就是那些生活在井田制度下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因此，眾就是兵眾的意思。因為古代國家不設常備兵而是寓兵於農，兵農合一。平時耕田，戰時集中起來，即是兵眾，兵眾拉出去就可行軍打仗。《師》卦的師，正是講如何興師動眾、出兵打仗。若細分的話，師包含兩層含意：一是兵員的集中。二是採取軍事行動。 事實上這兩層含意，從《師》卦的卦象可以得到說明。從內外卦的卦體看 ，水在下，地在上，地中有水，是聚眾之象。從內外卦的含義看，坎險在內，
坤順在外，順行險道，有行軍打仗的意思，所以《雜卦傳》謂「比樂、師憂」，從六爻看，一陽爻五陰爻，一陽爻在下面為眾陰爻之主，有將帥統兵之象。 依據《序卦傳》謂「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師》卦列於《訟》卦之後，是有其內在原由，因為爭訟的結果必然造成興師動眾，戰爭總是由平常的爭訟引起的，所以《訟》卦之後列《師》卦。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之語，對《師》卦作了很恰當的解釋：
一陽居下卦之中，五陰從之，將統兵之象。二以剛中居下，五以柔居上
而任之，君命將出師之象。《序》卦，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由爭起，故繼訟。卦德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3]
然而，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不過人是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戰爭是敵我
雙方智慧、勇力之爭，在戰爭中，要想削弱、消滅敵人，保存、壯大自己，就必須對敵人進行智慧、勇力的殊死戰。魯莽的武夫不行，迂腐的仁義不行，無組織紀律的烏合之眾更不行，必須是智勇雙全的將帥，懂得戰略運用始能克敵致勝。因此《周易》之《師》卦蘊含著高深的戰略思想，以及用兵遣將的領導統御藝術，等著我們開發運用，在此提出下列幾項重點茲供研討：
二、師出以義、將重德智
興師動眾，須能獲致人民之向心，人民有向心力，才能團結鞏固，眾志成 城。眾志成城，才能爭取戰爭勝利。《周易．師》卦辭云：
師貞，丈人吉，無咎。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
順。以此毐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貞之「貞」字，即「正」之意，或為「仁義、正道」之意。「丈人」乃是能御眾，有長才之能者。「無咎」，即沒有過失之意。此乃說明戰爭是極危險的，必須由「丈人」，即善於御眾之能者領軍作戰，才能「吉」而「無咎」。而興師必用民，需以「仁義、正道」號召，弔民伐罪，所謂：「師出必以義」，故能「貞」，才能得民，得民則民從，故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六韜．文韜．文師第一》亦云：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4]
所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因此必須選才德兼備、老成持重且善於御眾之將師領軍，以之征伐，縱然是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且將何往而不利，所以能行險而順。此為師出以義、將重德智。我國兵家之思想，莫不以此為其立論之依據。所以《司馬法．仁本第一》云：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不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厲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5]
《周易程傳》云：
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
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無咎而不吉者，吉且無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帥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眾，乃以眾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乃丈人也。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6]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云：
言合眾志而一之，乃成為師，正弔民伐罪，仁義之事。順乎天理，人歸
天與，可王天下。毒，害也。用師止亂如用藥玫疾，不得己而用之，實有安民之心，非徒好武。以此治亂，民必從之。[7]
由此顯示《師》卦是重視「貞」、「正」，也就是強調作戰的目的必須正確，應該
是順天應人，弔民伐罪，聲張正義的戰爭，而不是發動以強凌弱，眾暴寡的侵略戰爭。只有進行正義的戰爭，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雖然戰爭會勞民傷財，必然毐害天下，但師以順動，作戰是為了解除民困，像湯放桀，武王伐紂，人民是可以諒解的，《孟子．滕文公下》亦云：
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8]
所以「以此毐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其次，《師》卦除重視「貞」、「正
」之外，亦重視「丈人」，即是重視軍隊將帥的問題。因此《師》卦所說的「丈人」，是一位才智、品德都為大家所敬服的好將帥，而且，《周易》的時代，兵農合一，軍隊往往在臨戰前才召集組成，率軍出征的將帥（丈人）必也臨時任命，不似後世有專職的領導人才，因而將帥的選擇更顯的重要，所以《周易程傳》舉出司馬穰苴及淮陰侯兩人是優秀的將帥之才（丈人），且《師》卦亦顯示將帥的「智德」，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故朱熹《周易本義》云：
「丈人」長老之稱，……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9]
因而《六韜．龍韜．論將第十九》云：
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10]
《孫子兵法．作戰篇第二》云：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11]
《孫子兵法．謀攻篇第三》云：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12]
所以將帥影響國家安全危，不僅應慎舉兵事，以愛民命，且須知使民用眾以為戰，
乃國之大事，不可不察，統軍作戰之勝敗，則在將帥之良，故必有賢將，才能從
事戰爭，如此無往不利矣。
三、為將之道、重在均衡
慎戰兵聖 － 孫子論將，是以仁為中心，但領軍作戰，唯求勝利，而其手
段則屬殘酷，如過於仁慈，則易於致敗而危國。所以《孫子兵法．始計篇第一》云：「將者，智信仁勇嚴也。」[13]除以「仁」為中心之外，尚有智信勇嚴，因為將帥必須頭腦冷靜，心理狀態保持平衡，且須深謀遠慮。《孫子兵法．九變篇第八》云：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14]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引夏振翼云：
為將者，豈盡智謀之人哉？其狃於性情之偏，不知所以矯之，而入於危殆者，蓋有五焉：如不分險易，不計眾寡，徒勇無謀，期於必死者，可布奇設伏，以殺之也。依戀城堡不敢深入，臨陣退怯，必欲生還者，可邀擊襲取，而擄之也。若剛暴褊急者，其心志淺狹，智識卑陋可知也，有以侮慢之，則乘怒而輕進矣。狷介自飭者，其喜好名譽，不受人污可知也，有以凌辱之，則必求雪其恥矣。至姑息求全，才非果決者，乃仁慈不忍之人也，使煩擾之，則心緒紛亂，謀慮不精，而敗可立見。凡此五者皆一偏之失，為將者之過也，以之用兵，必致災害之至也。覆亡三軍，殺傷將士，必由此五者危殆之咎，為將者，誠不可忽略視之，而不思所以自省也。[15]
因而為將帥者，不可性格偏執，剛愎自恣，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故為將之
道，重在均衡。《周易．師》即有如此思想：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
《師．九二．象》：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周易程傳》則解釋如后：
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
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下不信也。[16]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李士鉁云：
二以一陽帥眾陰，專閫之寄，權無旁貸。二，將兵之將；五，命將之君
。賞薄者不可以得士，權輕者不足以蒞眾。命錫至三，賞之厚，任之專
矣。[17]
誠然，戰場戰機是瞬息萬變，一位戰埸指揮官，必須臨機應變，把握戰機，所
以一位身受重任的方面大將，必須是能獨當一面，甚至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謂「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即是受到上級絕對的肯定與信任，而且接受許多精神上的鼓舞以及物質上的支持，此即為「承天寵、王三錫命」之意，不過當此之際，《師》卦的九二爻辭及象辭均提出「在師中吉」，此「中」就是「均衡」、「中道」之意。因為軍隊事務，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例如《左傳》閔公二年記里克諫止晉獻公命太子申生帥師伐東山皋落氏云：
夫帥師，專行謀，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子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18]
將帥在軍必須有一定的專命之權，所以太子不宜將兵出征，然而統軍在外作戰
，不專制，沒有獨立的指揮權，不能取勝。過度專制，一切自作主張，則失為臣之道，理想的作法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所以將帥「行中道」、「個性均衡」才能吉而無咎。所以蔣介石先生在考核人才的要領與原則中，對「均衡」一項，特別重視。因為「均衡」之反面，就是「偏執剛愎」，其云：
凡是一個領導者，無論在智識能力，尤其是性格上，必須時時注意其保持均衡不偏才行，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事。因為凡是有些才幹的人，必然是有其個性的，要求其不偏不激，合乎中庸持平是很難的，如果他能夠時時注意其自己的個性，而能不使其過度放縱不羈，且以保持平衡自勉，亦就得益非少了。這「均衡」兩字，如用我國古語「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來解釋，庶幾近之。[19]
《周易．師》之「在師中吉」，即是「為將之道、重在均衡」，至為重要，否則將
帥個性偏執，將帥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不可不察也。
四、容民畜眾、寓兵於民
治國用兵，必修德以容民，所謂兵必動眾，眾不從，何以為用？何以為戰？兵凶戰危，孰願赴之，故非同民利害者，孰能使眾？所以《周易．師．象》云：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周易本義．師．象》云：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眾矣。[20]
《周易程傳．師．象》云：
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眾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眾也。[21]
李光地《周易折中》引陳琛云：
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非師之象乎？君子觀師之象，必容保其民，必畜其兵眾焉。蓋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無事之時，必制田，教樹畜使此閭族黨州鄉之民，無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眾，以為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於此矣，苟平時誨之無其方，則緩急誰復為之用哉。[22]
《師》卦上坤坤為地，下坎坎為水，有地中有水，水聚地中之象。軍事家觀此象，應能體認容民畜眾的重要。《尉繚子．戰威第四》云：
勵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以營也，不可不顯也；田祿之實，飲食之糧，親戚同鄉，鄉里相勸，死喪相救，丘墓相從，民之所以歸，不可不連也。必固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營以顯之，因其所歸以固之。如此，故什伍如親戚，阡陌如朋友，故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23]
又云：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矣。[24]
尉繚子主張親民利民，以求得民。任土地以養民，則民勸，則兵強。《六韜．龍韜．農器第三十》亦云：
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篩、簦、笠者，其甲胄干楯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絍，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歩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成，其廩庫也。春秋治城廓，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絍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25]
古代兵農合一，平時持握耒耜的農夫，戰時即是執干戈的戰士，所謂「容保其民者，正所以畜聚其兵也。常時兵即民，變時民即兵，兵不外乎民，即水不外乎地也」。因此，容民畜眾、寓兵於農乃是古代軍事家必然重視的課題。
五、知人善任、事權專一
戰爭地域遼闊，作戰部隊眾多，若將帥無法事權專一，統一指揮，動輒請示，輾轉耗時，及至令抵戰場，早已時過境遷，良機逸逝，何以爭勝？所以《周易．師．六三》云：
師或輿尸，凶。
《師．六三．象》：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一國君主任命大將或統帥，若不能知人善任，因人器使，或是事權不能專一，均可稱為「輿尸」，例如《師》卦六三爻是以柔居剛，極似一才弱志剛的人在軍中撓權躐位（此處代表君主不能知人善任，因人器使，命將不當），侵奪主將統軍之權，造成軍命不由一的事態（事權不能專一）。部隊中一旦發生「輿尸」的情況，而《師》卦六二爻那種主將有權有威的局面即被破壞，必無大功，故云：「師或輿尸，凶」、「師或輿尸，大無功也」。誠如《孫子兵法．始計篇第一》云：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26]
《孫子兵法．謀攻篇第三》云：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27]
《孫子兵法．九變篇第八》云：
君命有所不受。[28]
《尉繚子．武議第八》云：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29]
尉繚子以為兵凶戰危，非不得已不能用兵，用兵則必求勝。故任將必信而使之專，惟專才能一，一則固，故兵強戰勝。又如《司馬法．嚴位第四》云：
凡勝三軍，一人勝。[30]
所謂一人勝，是指一將帥而言，如政出多門，令不統一，則何以能勝。《司馬法．定爵第三》亦云：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31]
司馬法所謂之治亂之道，乃係將帥之作為，其中之「一」與「專」，亦即任之必，行必求統一之意。《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云：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毂邪？盡合古禮，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32]
此為說明命將授權，必使之專，乃能克敵致勝。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云：
「師貴統一，至於或輿尸而不及料，大無功矣。」[33]因而《周易．師．六五》云：
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周易．師．六五．象》云：
《師．六五．象》：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周易程傳》云：
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34]
此處「長子」指師卦的九二爻，九二爻陽剛居中，以中行師，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統帥，決策者任命其為統帥是正確的，但是既用長子帥師又任用「弟子」分長子統帥的指揮權，此即「弟子輿師，使不當也」。例如郭子儀相州之敗即是一例：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是時安慶緒退保相州，（今河南臨漳縣），史思明降而復叛，擁重兵居范陽。天子以子儀、光弼皆元勲，恐難相攝，故不立元帥，而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史」統全局。大軍久圍鄴城（相州縣治）不下，遂引漳水灌城，慶緒求救於思明。思明率精兵來，唐軍倉促交戰，雙方死傷各半。子儀隨後佈陣接戰，然未及合戰，大風驟起，吹沙抜木，天地晦暝，跬歩不辨物色。兩軍驚惶潰散，九節度使各敗歸本鎮。子儀為魚朝恩所間，解兵權。論相州敗戰之因，蓋九節度使皆擁兵一方之雄，本難相服，又軍無統帥，進退失據，軍心弛散，而引漳水灌城，亦有違仁心，故未戰而風雲變色。[35]
六、善「易」者用兵，知所進退
兵家認為領軍作戰，首須謀定而動，否則盲目躁進，戰則必敗。或於狀況未明之際，不利於進，如患已迫近，更應審慎，蓋進退必有其道也。且善「易」者
用兵，知所進退，故《周易．乾．文言》云：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36]
蓋無論進退，須有週詳計劃，尤於陷於困窘之境，不能僅憑血氣之勇，冒險前進，所以善「易」者用兵、知所進退，誠如《尉繚子．戰權第十二》云：
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37]
意謂領軍作戰必先考慮不知止之最壞打算，為求有功而輕舉暴進，則必為敵所
乘。《吳子．料敵第二》云：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38]
《孫子兵法．行軍篇第九》云：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39]
意謂判斷敵人進退休止之道理，以為決定進退之依據。對於此《周易．師．六四》
亦有很好的警示如：
師左次，無咎。
《周易．師．六四．象》云：
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周易程傳》云：
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40]
又云：
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無咎。[41]
馬振彪《周易學說》引劉沅云：
六四陰居陰位，柔而得正，於行師為知難而退之象。師以慎重為，恐人以退為怯，故曰未失常。[42]
作戰的目的是擊敗並消滅敵人，欲消滅敵人，必須進擊。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將帥須善於適時應變，必要時可作戰略轉移，不可硬碰，此即「師左次，無咎。師左次，未失常也」。《孫子兵法．謀攻篇第三》云：
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43]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引劉寅亦云：
人君不知軍之不可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之不可以後退，而命之後退，是謂縻繫其軍者也，謂人君不令大將自進退之道，或遣使命，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甚者，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與戰，亦宗強命之戰，遂至敗，是也不知三軍戰守之事。[44]
例如二次世界戰時之敦克爾敦的大徹退，實為最佳典範，所以善「易」者用兵，須知行師之道，因時施宜，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知所進退，才能全軍保國。
七、師出以律、失律者凶
古時將領指揮作戰，目不得全視，耳不得全聞，欲齊一心志，規律其行動，以使部隊分合自如，進退不亂者，首須立定兵制，並訂立軍令以規範準則而奠軍威。故兵制之優良與否，或可判斷戰事之勝負，且軍令之貫徹執行，乃為領軍作戰之首要條件，尤其於兵凶戰危，不得已而用兵之時，更須嚴格貫徹軍令，不得稍有敷衍、放縱，否則兵既為危事，其後果將是戰敗以亡國，故《尉繚子．制談第三》云：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鬥；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鬥；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45]
又如《尉繚子．兵教上第二十一》云：
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鬥；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46]
尉繚子認為建軍必先定兵制，立常令，若兵制定，常令立，則軍治；治者師有節
制，故師出以律，攻戰不亂。《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云：
太宗曰：諸葛亮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案《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緃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47]
所謂治軍必為節制之師，師有節制，則行止攻戰，均有規律可循，部隊整然有序，必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周易．師．初六》云：
師出以律，否臧凶。
《周易．師．初六．象》云：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所以治軍作戰，必以法制為之節制，如法制不立，紀律廢弛，戰則必敗，故凶。因治軍首在定法制、明軍令。《周易程傳》云：
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眾，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48]
這是強調軍隊紀律的重要性。紀律不僅是士卒的問題，也是各級軍官是否服從將帥的統一指揮的問題。因此，軍隊出征作戰，必須有良好的紀律，有紀律的軍隊，就無往不利，否則便是凶兆。《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即是一例。因楚國軍隊包圍鄭國首都，晉國派兵救鄭，兵至黃河，聽說鄭國已經投降楚國，晉軍元帥荀林父決定返回晉國，等待時機，再征伐楚國。但是晉軍副元帥先縠剛愎自用，不同意元帥荀林父的決定，其云：
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49]
先縠不聽主帥命令，率領他的部屬渡過黃河，與楚軍交戰。對此一事件，晉國名臣知莊子則引用《周易》《師》之《臨》卦論斷：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50]
《左傳》邲之戰，原是晉、楚兩國為爭奪控制鄭國而起，鄭之得失是兩國霸權消長的關鍵。晉軍之失敗，並非實力不如楚軍，而是由於不能「師出以律」，將帥不和，無法統一指揮，作戰時各逞其能，不能發揮統合戰力，以致軍心渙散，此師殆哉。
八、結語
總而言之，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目的，《周易》之《師》卦，故有其獨特、卓越之戰略思想，潛心運用，或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惟依據孫子的戰爭哲學，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況且，曾國藩亦有一段議論如后：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幾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為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末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51]
所以「兵者，陰事也。……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且《淮南子．道應訓》篇云：
魏武候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武候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具極，吳之亡猶晚矣。」[52]
因此，研究易學與兵學的最終目的是使人類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所以最高的戰略指導應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及「少殺伐」，必須「慎重兵事」，至於上古戰略思想 －《師》卦，除了可啟發兵學思想與戰爭哲理外，最重要的亦是發揚易學的「生生之德」與「太極和諧」的思想，以達致息戰止戰的目的。
[1]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公羊傳．桓公九年》（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元月，初版），卷5，頁61。本文所引典籍，於各章節首次出現時，詳細著明朝代，作者、書名、冊數、頁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與版次，以便覆覈；再次引用時，僅註明書名、冊數、頁數、以省篇幅，為統一體例，出版年月一律以西元紀年標記。
[2]見《十三經注疏》，〈穀梁傳．文公九年〉，卷11，頁107。
[3]馬振彪著，《周易學說》（廣東：花城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1刷），頁88。
[4]呂望著，〈六韜．文韜．文師第一〉，葛玉莹注譯，《武經七書新譯》（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11月，初版1刷），頁 188。
[5]見司馬穰苴著，〈司馬法．仁本第一〉，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87。
[6]黃忠天著，《周易程傳註評》（台北：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1刷），頁93-94。。
[7]見《周易學說》，頁89。
[8]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孟子．滕文公下》（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1月，初版），卷6，頁111。
[9]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台北：真善美出版社，1981年7月，再版），頁179。
[10]見呂望著，〈六韜．龍韜．論將第十九〉，葛玉莹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232。
[11]魏汝霖著，《孫子兵法大全．作戰篇第二》（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7月，4版），頁25。
[12]見《孫子兵法大全．謀攻篇第三》，頁26。
[13]見《孫子兵法大全．始計篇第一》，頁21。
[14]見《孫子兵法大全．九變篇第八》，頁36。
[15]見《孫子兵法大全．九變篇第八》，頁206。
[16]見《周易程傳註評》，頁97。
[17]見《周易學說》，頁91。
[18]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9月，再版），頁268-269。
[19]見《孫子兵法大全．九變篇第八》，頁208。
[20]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台北：世界書局，1996年2月，初版13刷），頁11。
[21]見《周易程傳註評》，頁73。
[22]見《周易折中》，頁775。
[23]見尉繚著，〈尉繚子．戰威第四〉，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31。
[24]見尉繚著，〈尉繚子．戰威第四〉，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31。
[25]見呂望著，〈六韜．龍韜．農器第三十〉，葛玉莹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232。
[26]見《孫子兵法大全．始計篇第一》，頁21。
[27]見《孫子兵法大全．謀攻篇第三》，頁 27。
[28]見《孫子兵法大全．九變篇第八》，頁35。
[29]見尉繚著，〈尉繚子．武議第八〉，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31。
[30]見司馬穰苴著，〈司馬法．嚴位第四〉，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07。
[31]見司馬穰苴著，〈司馬法．定爵第三〉，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00。
[32]見唐．李世民．李靖著，〈唐太宗李衛公問對〉，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411。
[33]見《周易學說》，頁92。
[34]見《周易程傳註評》，頁101。
[35]見《周易程傳註評》，頁77。 事見（舊唐書．郭子儀傳）卷120。
[36]見《周易程傳註評》，頁23。
[37]見尉繚著，〈尉繚子．戰權第十二〉，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56。
[38]見吳起著，〈吳子．料敵第二〉，劉慶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64。
[39]見《孫子兵法大全．行軍篇第九》，頁38-39。
[40]見《周易程傳註評》，頁100。
[41]見《周易程傳註評》，頁100。
[42]見《周易學說》，頁93。
[43]見《孫子兵法大全》，頁103。
[44]見《孫子兵法大全》，頁104。
[45]見尉繚著，〈尉繚子．制談第三〉，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26。
[46]見尉繚著，〈尉繚子．兵教上第二十一〉，徐勇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170-171。
[47]見唐．李世民．李靖著，〈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黃朴民注譯，《武經七書新譯》，頁 370-371。
[48]見《周易程傳註評》，頁96。
[49]春秋．左丘明著，《左傳會箋．宣公十二》（台北：鳳凰出版社，1977年9月，景印3版），頁7-8。
[50]見《左傳會箋．宣公十二》，頁8-9。
[51]曾國藩著，《曾國藩全集．雜著》（台北：漢苑出版社，1982年），頁330-331。
[52]漢．劉安著，《淮南子．道應訓》（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10月，臺3版），頁5。
黃老陰陽軍事思想析探
提要
一、戰國、秦漢之際，出現一種很特殊的思想，稱為「黃老」。這種思想結合「黃帝」與
「老子」為象徴，其後因為吸收各家學說精華，終於形成政治性的哲學思想。
二、「黃老學」過去或稱為「黃老之學」。自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經法》、《十大
經》、《稱》、《道原》四種古佚書後，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和檢討「黃老學」。
三、黃老學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而陰
陽、道、法思想則為黃老學的主要思想。
四、黃老學，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
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可見黃老學的時
代適應性。
五、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
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
六、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
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必須「盡天
極，用天當」，即是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且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關鍵字：黃老思想、原始道家、軍事思想、作爭、不爭、陰陽
前言
「黃老學」過去或稱為「黃老之學」。自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四種古佚書後，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和檢討「黃老學」。部分研究者根據四種古佚書之內容特色，將其稱為「黃學」或「黃帝學」。
其次，亦有人將老子一派道家的學說稱為「老學」。亦有研究者視四種古佚書、《慎子》以及《管子》中某些篇章的道、法結合特點，並將這類學說統稱為「道法家」[1]。
事實上，黃老學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且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
再者，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然而一般人僅瞭解《老子》，對黃老學卻極其陌生，亦甚遺憾，故筆者不惴孤陋，乃針對其陰陽軍事思想提出一己之淺見，並請方家不吝賜教。
黃老學產生背景與特徵
在戰國秦漢之際，我國哲學史上出現了一種很特殊的思想，稱為「黃老」。這種思想結合「黃帝」與「老子」為象徴，其後因為吸收各家學說精華，終於形成政治性的哲學思想，諸如戰國時代有名的道法人物申不害、田駢、慎到、環淵、接子、韓非等人，因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2]」《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3]」西漢有名的文景治術稱「黃老」，以「清靜無為」為主，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亦有深入解說如后：
不多干預的帝王、宗室、公卿、名相，如文帝、景帝、竇后、張良、曹參、黃生諸人，太史公說他們「好黃老」，就是東漢君臣桓帝、楊厚、曹王英、矯慎諸人，或祠祭老子，或獨擅陰陽學，或禮佛齋戒，或隱遯穴居，范曄《後漢書》也同樣說他「事黃老」、「修黃老」、「學黃老。[4]」
因而，上述將「黃」、「老」並稱或合稱而集合成一個名詞、名稱或概念，是出自於漢人之手。然而，從先秦將黃帝、老子單獨記述到漢初出現「黃」、「老」並稱或合稱，並非僅是名稱的改變，而是暗含著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的變遷，亦意味著一個新學派的成熟，且證明「黃老」已作為對象性存在而活動著，並已經自成一家。
再者，上列有名的道法人物如申不害的生卒年代約在公元前385年至前337年之間，慎到的生卒年代約在公元前395年至前315年之間。田駢、環淵、接子的生卒年代雖已無法詳考，但他們皆曾講學於齊國的稷下學宮，差不多是與齊宣王、齊湣王同時期的人，其學術活動期約在公元前319年至前284年之間，均是戰國中後期人士，這些學者都本於「黃老」或學習「黃老」，可以證「黃老」這個學術，至少在戰國中期已經產生，再經田駢、環淵、接子等人之中間環節的轉承、傳播，最後盛行於秦漢間。
不過，從先秦以迄兩漢，在前述道家、陰陽家、兵家等，及如此眾多的黃帝傳說與著作中，黃老學其融合清靜無為的老子（道家）思想與法家政論以及陰陽五行、兵家思想，最後，且與歷代政治的治術相結合，而發展出圓熟的政治哲學。
一、產生之背景與特徵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繼春秋時期發生的封建變法，更進一步實行社會改革，首先是魏文侯在其即位的四十多年的時間內，先後任用李悝、翟璜、吳起、樂羊、西門豹、卜子夏、段干木等一批政治家、軍事家與思想家，對舊的政經體制進行檢討與改革，使得魏國成為戰國初年的頭等強國。嗣後，韓、齊、楚、秦、燕、趙等國也相繼進行社會改革，都大大改變了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最後形成了戰國七雄的局面。
（一）、思想環境
然而，每一種思想都是歷史的產物，因為每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生，都是依據、順應該社會的政治、經濟之狀況而發展，故於春秋、戰國時期進行嚴厲的社會改革之時，當時的思想文化，亦是首當其衝必須面對挑戰，因此，思想與文化必須是與新時代、新制度相輔相乘，緊密配合，否則思想文化將流於虛空玄遠、不切實際，最後必然為時代所淘汰，例如春秋以來所產生的儒、墨、道、法、陰陽等各各思想流派，得經常按照時代精神去調整其理論體系，才能使該學派得以生存發展，而不致與現實隔隔不入。且以老子所創立的道家為例，眾所皆知，道家是以無為的「道」作為宇宙原理和評判價值合理性的最高標準。而這個無為的「道」，並經過莊子的創造制作，對於洗滌心靈、拓展人的思維空間、培養人的超越意識以及開闊人的胸襟、自適生活、安頓自己均有極佳的功能。不過，道家所著重的是天道問題，如《老子》第二十五章云：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原作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原作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
所謂，人法天地之無不覆載，天地法道之無不生成，道即是根本。然而《荀子．解蔽》云：「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6]其實，此亦說出道家始終處於天道自然與人道有為二律反背的尷尬之中，且亦顯示道家著重天道問題但對於與天道相對應的人道卻有關照不足之嫌，此亦顯示道家對於現實的人文精神與問題，實有規避的傾向。因而，道家故有瀟灑脫俗、無居無束的自然生活以及虛靜、無為、無事、柔弱、不與人爭之超越現實觀念的人文精神，但其刻意拋棄或反對傳統的宗法秩序和新興王權之政治權威，這顯然與充滿變革氣息的戰國時代精神相違悖，因此，就老莊道家而言，要能適應戰國時代的大變革之需求，就必須有所調整，才能創新自己的表現方式和存在價值，而黃老思想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從老莊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新思想與學派，以補強道家對人道關照不足的缺失，丁原明《黃老學論綱》云：
黃老學產生於戰國，它首先是那個偉大變革時代的產物。倘若沒有戰國偉大變革的時代精神的滋潤，老莊道家的分化將難以產生，因而也無所謂有黃老學的[7]。
由上段論述得知，黃老學產生於戰國，確有其思想文化條件，且由於受社會變動和政治與經濟的改革，造成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想亦達致百家爭鳴的高潮與氛圍，於是形成各種學說互滲互輔的思想格局，其如《荀子．解蔽》解說：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8]。
誠然，不論儒、墨、道、法、陰陽各家，均為道之一隅，各有所蔽與偏失，以儒、道兩家而論，如果道家的缺失為「蔽於天而不知人」，那麼儒家的短處或是「蔽於人而不知天」，因而，戰國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只能是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隅，因此，戰國時期原始道家，在互滲互輔的文化格局中，吸取各家所長，調整自身以適應戰國多變的環境條件，如此乃蘊育出新學派的誕生，而黃老學所以能產生於此一時，或許即基於百家爭鳴的文化條件。
（二）、文化內涵與特徵
戰國末期以迄秦漢之際，以黃帝傳說的著作，紛湧出現，依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多達十二類、二十一種，四百四十九（一作七）篇（卷），其餘托名黃帝臣子的亦有一百二十九篇[9]；對於黃帝其人之虛實，及其傳說之源起，或如太史公的看法，承認太古或有某帝王似為黃帝化生，至於黃帝各種事蹟流傳之真實程度，則似可說絕大部分是出於依托與附會。目前，部分人士誤將上述之先秦一些記述黃帝言行的書，或托名於黃帝的道家著作，即稱為「黃帝學」，且將老子原始道家的學說稱為「老學」，並將「黃帝學」與「老學」結合起來，統稱為「黃老學」。這種說法，實無益於對黃老之學的理解，因為，黃老學從狹義而言，是指托名於黃帝而推行老子道家某些思想的一派，從廣義而論，則是指以道為核心而兼取百家之學的道家思潮。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即云：
黃老思想是以道法思想為主，而擷採各家的君術。戰國時期的法家，如申不害、慎到、韓非諸人，都深帶黃老氣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與班固《漢書．藝文志》或稱之為「道家」，……他所謂的「道家」，正是指的黃老道家。照他的說法，「黃老」思想是以《老子》的雌柔，反智哲學為基礎，兼採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主虛靜、講無為，並將之轉化為尚因循、重時變，又運用刑名以防姦欺的君術[10]。
而丁原明《黃老學論綱》對黃帝學之文化內涵亦有極佳之解說：
黃老學的基本內容應當是「老」而不是「黃」，應當是「道」及其對百家思想的提取，而不是老學與黃帝學的結合[11]。
黃老之稱雖指的是黃帝老子，黃老之學卻與黃帝、老子不是一碼事。陳麗桂認為「黃老」思想是以《老子》的思想為基礎，兼採陰陽、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彙集而成；而丁原明亦認為「黃老」思想是「老」而不是「黃」，應當是「道」及其對百家思想的提取。這兩位學者都認為黃老思想均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在這一觀點上，可謂看法一致。惟黃老學的主要思想內涵殊值探析如后：
1、陰陽、道、法思想為主要思想
在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湖南省博物館於長沙市馬王堆發掘二號與三號兩座漢墓，而在三號墓還出土了大批極為珍貴的《老子》帛書，依駢宇騫、段書安合編《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將帛書的內容大致分為甲、乙兩大類如后：
（甲）
1、《老子》甲本，無篇題。
2、《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一，無篇題。
3、《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二，無篇題。
4、《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三，無篇題。
5、《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四，無篇題。
（乙）
1、《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一，〈經法〉。
2、《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二，〈十大經〉。
3、《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三，〈稱〉。
4、《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一，〈道原〉。
5、《老子》乙本[12]。
帛書《老子》甲本的字體在篆隸之間，乙本的字體為隸書；甲、乙兩本各附抄有四篇古佚書，《老子》甲本，卷後四篇古佚書均無篇題，第一篇約五千四百字，講慎獨、主性善，它紀錄了思孟的五行學說，龐朴認為可能是《孟子外書》中的某一篇，帛書整理小組稱之為〈五行〉（整理者原為《刑德》）[13]。第二篇約一千五百字，是伊尹和湯對〈九主〉之相對問答，文中講到九種君主，特別肯定「法君」，充滿了法家刑名色彩，整理小組稱之為〈九主〉。第三篇約一千五百字，是有關兵家論述攻戰守禦的內容，整理小組稱之為〈明君〉。第四篇約四百餘字，殘缺甚多，文義不明，綜述「五行」和德、聖、智的關係，整理小組稱之為〈德聖〉[14]。
帛書《老子》乙本前四篇古佚書皆有篇題，為〈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約一萬一千一百六十餘字。部分學者認為這四篇古佚書或即為《漢書．藝文志》中列在道家的〈黃帝四經〉，而〈經法〉全篇充滿道、法及刑名理論；〈十大經〉記載黃帝初立，以及他的大臣如黑力（即力牧）、閹冉、果童、太山之稽（即大山稽）、高陽等人相互問答之詞，因此可能是《漢書．藝文志》中所列的〈黃帝君臣〉，或是列入兵陰陽類的〈力牧〉。〈稱〉全篇一千六百字，是道、法家色彩的格言集錦，帶有樸素的辯證法。〈道原〉全篇四百六十字，內容在推究道之體貎、性徵與功能，屬道家言[15]。
然而，黃老學就思想性質而言，可說是兼採各家，應是不爭的事實，至其主要思想性質，如〈九主〉裡的道家思想，摘要臚列如后：
天，……，復（覆）生萬物，……禮數四則，曰天綸，……四綸成則，古今四綸，道數不代（忒），聖王是法，法則明分。
又云：
復（覆）生萬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不可為二名，此天乏（範）也。
此處之「天綸」、「天乏」亦就是天地分四時以覆生萬物，且生物而不私其物，此為「天道」、「天地之則」，這是道家的基本概念，此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6]」及「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17]」是相同的概念。
其次，在黃老學裡，「法」與「道」是相輔相乘的，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云：
抽象的「道」如果要讓它在人事社會，尤其是政治層面運作上產生功能，就每每必須下降落實而為刑名、法術。刑名法術正是「道」在社會，尤其是政治層面上的體現[18]。
因而，法是道所派生，由道而來，如《黃帝四經．經法．論約》云：
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天地之恆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是故，萬舉不失理，論天下而無遺策，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胃（謂）有道[19]。
這裡說明「法」生於「道」，而「法」源起於「刑名」，此亦是法家的思想。
再者，黃老學之陰陽思想，如《黃帝四經．經法．正君》云：
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胃（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胃（謂）之武，（文）武並行，則天下從矣[20]。
《黃帝四經．經法．四度》云：
君臣當立（位）胃（謂）之靜，賢不宵（肖）當立（位）胃（謂）之正，動靜參於天地胃（謂）之「文」，……。靜則安，正治，文則明，武則強。安得本，治則得人，明則得天，強則威行。參於天地，闔（合）於民心，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21]
作者顯然刻意地將天地自然運作觀念，與人世間的政治運作，層層緊密結合，並讓這些政治舉措顯得名正言順、當皇正大。為了強化其結合之緊密程度，在《黃帝四經．經法．論》更有詳細之解說，其云：
人主者，……，號令之所出也，……。不重天則失其神，不重地則失其根。不順【四時之度】而民疾。不處外內之立（位），不應動靜之化，則事宭（窘）於內而舉宭（窘）於【外。八】正皆失，……八正不失，則與天地總矣。[22]
人主立國施政要尊天、重地、順四時之度，以定外內之位，應動靜之化，如此，對內政事通達，對外征伐順利，而且，人主若能遵守八正，則能與天地合而為一，此為陰陽家順天應人、天人感應的思想。再如《黃帝四經．經法．論約》云：
始於文而卒於武，天地之道也。四時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數，天地之紀也。三時成功，一時刑殺，天地之道也。四時時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代正，冬（終）而復始。【人】事之理也，逆順是守。功洫（溢）于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無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23]。
春夏秋冬四時有度，是為天地之理。日月星辰三光有數，是為天地之綱紀。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循環，周而復始。人事之理，就是依照四時的生長殺伐行事，因而，人事之理，順道則生，合理則成，逆道則死。總而言之，人事禍福、存亡興廢之理，與天地自然生殺循環之道緊密結合，此與陰陽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是相通的。因此，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云：
其對各家思想的採擷，有說基本上是法家作品，但又夾雜了不少道家的思想色彩，因為基本上他們認為黃老學說就是法家性質的東西（如康立）。有說道法為主，因道全法，而兼採各家，……漢人所謂黃老，等於道家，卻不等於道法家，而且戰國時代，道家法家思想相滲透是普遍現象，因此，道法形成很可能是多元的，……亦有說道、兵為主，大量吸收了孫吳、孫臏思想，再兼採儒與陰陽，形成以道為主，綜合性的過渡色彩[24]。
丁原明《黃老學論綱》云：
有人根據馬王堆出土的《黃老帛書》的內容，而斷定黃老學是道法結合，甚至認為黃老學就是道法家。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以特定發展階段的黃老學去規定整個黃老之學，是把黃老學的歷史性存在狀態當作黃老學的結構整體。……這是不合理的[25]。
總而言之，由以上的論述，黃老思想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而陰陽、道、法思想則為黃老學的主要思想。
2、適應社會變動的特性
誠如所知，老子是系統地建立天人整體的第一人，且予「道」以形上學的意義，以為天地萬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總原理，此總原理名之曰道，其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26]。
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7]道即萬物所以生之總原理，而人生長於其中，則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故老子認為，人與萬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人道必須以天道自然為最終依據。然而，老子在第七十七章云：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29]。
此言天道之廓然大公，反喻人道之偏失、有我之非道。然而，世俗肯定的東西恰為天道所否定，世俗否定的東西恰為天道所肯定，造成天道與人道的對立，人只有效法天道，做到無欲、柔弱、虛靜、處下、不爭，即所謂息欲無為、柔弱處下、靜以修身以與道合，回到自然的狀態，但如此，天道是否已有貶低人道的意味？
因而，《黃帝四經》提出不同的觀念予以調整，其將「天道」與「人道」分別看待，如《黃帝四經．經法．道法》云：
天地有恆常，萬民有恆事，貴賤有恆立（位），畜臣有恆道，使民有恆度，……[30]。
依據〈經法．道法〉解釋，所謂天地之「恆常」是「四時、晦明、生殺、輮剛」，萬民之「恆事」是「男農女工」，貴賤之「恆位」是賢不肖各守其職，畜臣之「恆道」是「任能毋過其所長」，使民之「恆度」是要「去私而立公」。因而，《黃老帛書》視天道變化的規律是四時、晦明、剛柔、陰陽、盛衰、生死，人道則包括男農女工、貴賤有序、賢不肖有分等。所以從民事到政治均要取法自然之道，但自然之道是天道、人道分立，各居其位，各守其職。職是之故，《黃老四經》將「天道」稱之為「天常」、「天當」、「天極」，且於《黃帝四經．經法．國次》云：「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31]。其意即是，如果超過天道的極至，違反了天道的順逆趨勢，上天就會降下災禍。但在《黃帝四經．經法．國次》則云：「人強朕（勝）天。[32]」《黃帝四經．稱》亦云：
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當[33]。
《黃老四經》強調「人制取予」，而調整了原始道家對於人看待自然，只能完全順應的消極想法與態度，肯定人可以勝天的積極思想。因此，黃老學在自身結構體系中，為了適應社會變動，或將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之缺失，作了相當之調整，而已向人道傾斜，且給予人道應有的地位與尊嚴，此亦是黃老學得以從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與特性。
其次，原始道家所注重的是人的自然本質，所關心的亦是如何確保人的自然本質。然其確保自然本質，非僅聽其自然而已，抑且否定現實主會，力求返乎原始社會。易言之，老子厭憎社會凡俗，謳歌自然，常欲毀棄一切制度文明，而獨與自然相親，此即復歸於自然。故其認為一切文明之所謂善，非果真善；所謂惡，非果真惡。其云：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34]？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35]。
老子認為，人為之文明，乃罪惡之淵泉，不啻致亂之源，故應取消此一致亂之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回復本初。所以老子乃主張無為政治，反對有為政治，故其理想之政治乃莫之為而尚自然之上德政治；其次為半有為半無為之下德政治，其云：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原作「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36]。
又云：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37]。
老子除將政治分為無為與有為以及仁、義、禮諸等級，而無為政治，則下不知有之，此為最理想政治。仁義政治，則民親之譽之；禮法政治，則民畏之。
誠然，老子對於儒家所讚揚的忠孝仁義是人類行為的規範者，亦摒斥之，其云：
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38]。
忠孝仁義等世俗之所引為道德者，皆大道既廢之後，用以粉飾人類行為矯其性情之事，殊違自然之理。
然而，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堅持以天道、無為，作為評判俗世的價值，如此它不僅視現實的王權政治系統，是與自然無為的「道」相違背的，而且亦認為隨著新興王權政治系統，所產生而出現的仁義禮法，同樣是對自然的破壞且有違天道。相對而言，原始道家對新興王權政治系統的有為政治以及變法圖強的方式與趨向，是無法接受的。因此，原始道家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仁義禮法，誠難調整適應。
因而，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它與原始道家並沒有完全割斷關係，其仍然守住人的自然本質方面，但不是只重視天道，而忽略、輕視人道，其如《黃帝四經．經法．十大經．觀》云：
夫民之生也，規規生食與繼。不會（交配）不繼，無與守地；不食不人，無與守天。……所以食之也。[39]
人民的生活，最基本的就是飲食與生育，故其認為，人必須有自己的生存條件，只有在滿足其衣食之需的情況，才能有生存與發展。又如〈經法．分〉云：「主惠臣忠」，[40]〈十大經．順道〉云：「茲（慈）惠以愛人」[41]，〈經法．正君〉云：「兼愛無私」，[42]及「節賦斂，勿奪民食」，[43]以及〈經法．論〉云：「伐死養生」[44]，這種刑德思想，在在顯示，已吸取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等各個學派的思想，其亦顯示，對於君主應「慈惠愛人」，「兼愛無私」「節賦斂，勿奪民食」之有為政治予以肯定與鼓勵，亦間接對於社會性規範、秩序、價值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作了通盤的肯定，而且並對於新時代、新政權以及仁義禮法主動適應，而不一味的抗拒與排斥。誠如劉蔚華在《黃老學論綱》一書中所撰〈黃老所完成的歷史性過渡〉云：
當戰國中後期新興封建統治階級已成為時代的新主人時，黃老學應運而生了。它保留了早期道家思想中「天道自然」、「無為而治」、「因應時勢」與辯證法的內容，拋棄了對他們來說已經過時的反權威原則，而代之以一種新權威觀念。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45]。
總而言之，由於黃老學包括陰陽、道、法、儒等各家思想，故在戰國時代期的大變動中，能更具彈性，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可見黃老學的時代適應性。
二、黃老陰陽軍事思想
老子生長在連串戰爭的春秋戰國時代，目睹戰禍連連，戰爭的殘酷，使其對戰爭生一種認知，並思考解決戰爭的方法，此是《老子》一書產生背景的可能性之一。且《老子》是以陰陽觀念觀察事事物物，而《老子》八十一章全文中即有二十七章與戰略思想有密切關聯，佔了將盡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分量之重，不可小覷[46]，故自古迄今，許許多多的思想家，亦將《老子》視為兵書解讀，例如，《隋書．經籍志》兵家著錄即有《老子兵書》一卷[47]，南宋鄭樵在《通志略》中再次將《老子》之著作錄於兵家。[48]唐代王真認為，《老子》八十一章，「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49]。宋代三蘇之一的蘇轍於《老子解》亦云「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50]」將《老子》列為權謀之類；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則認為，《老子》言兵之略、言兵之術，實為「言兵者之祖」、應為「言兵者師之[51]」；清代張廷玉等《子史精華》在〈武功部．兵機〉篇章亦論述《老子》用兵之略與其軍事戰略思想[52]；不可諱言，《老子》八十一章的確蘊含豐富的軍事戰略思想，故可為「言兵者之祖」，且為「言兵者師之」。
然而，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其所處環境，亦是戰禍連連、民不聊生的時代，目睹戰爭的殘酷，《黃老帛書》故亦有其陰陽軍事思想，以研究、解決戰爭本身（戰略與戰術）或與戰爭有關的哲學、民生的問題，其中如甲本《老子》卷後古佚書的第三部分〈明君〉，全篇即在研究、討論如何攻戰取勝以強國之兵道。以及〈十大經〉記載黃帝如何以軍事武力，殲滅強敵，兼併天下，一統帝王，以及與他的大臣如黑力（即力牧）、閹冉、果童、太山之稽（即大山稽）等人，對於如何運用陰陽，進行武爭，以圖治國等相互問答之詞，如《漢書．藝文志》中的〈黃帝十六篇〉與〈力牧十五篇〉即列入兵陰陽類的，或可佐證，許多記載有關黃帝作戰之資料（傳說）如《黃老帛書．十大經》之〈五正〉、〈姓爭〉、〈兵容〉等各篇，即運用陰陽軍
事思想與觀念，以輔助、進行軍事作戰。本文即對黃老陰陽軍事思想作深入的析探研究。
（一）、尊陽卑陰的軍事思想
黃老學就思想性質而言，可說是兼採各家，應是不爭的事實，而陰陽思想則為其主要思想之一，依陳鼓應《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云：
這概念全出現在黃老思想色彩的作品中。「剛柔」是《彖傳》中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在《黃帝四經》出現十一次。「陰陽」概念，《四經》出現四十七次之多[53]。
《莊子．天下》評論儒家的《六藝》云：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54]。
所以在道家看來，《周易》是講陰陽學說的，而《周易》包括經、傳兩大部分，《彖傳》又是傳的一部分，且《彖傳》所謂的「剛柔」，指的亦是陰陽，如《說卦》傳云：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55]。
因而，若將《彖傳》所謂的「剛柔」視為「陰陽」，那麼兩者相加，《黃帝四經》之「陰陽」概念總共出現五十八次之多，可見陰陽思想在黃老學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黃老學是尊陽卑陰的陰陽思想，如《黃帝四經．稱》云：
凡論必以陰陽，……。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大國陽，小國陰；重國陽，輕國陰。有事陽而無事陰，信（伸）者陽而屈者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長陽少【陰】，貴【陽】賤陰，達陽窮陰。取【娶】婦姓（生）子陽，有喪陰。制人者陽，制於人者陰。客陽主人陰。師陽役陰。言陽黑（默）陰。予陽受陰。諸陽者法天，天貴正；過正曰詭，……。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善予不爭，此地之度而雌之節也[56]。
天地間一切相等的事物、現象，諸如四時、君臣、父子、男女、大小、輕重、制人者與制於人者等，都用陰陽歸納區分，且均是尊陽卑陰。而這些基本理論反映於「作爭」軍事上思想上，其思想摘要臚列如后：
基本上，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而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堅持以天道、無為，作為評判俗世的價值，且認為隨著新興王權政治系統，所產生而出現的有為政治以及變法圖強的方式，造成戰國時期強凌弱、眾暴寡殘酷的兼併戰爭，同樣是對自然的破壞且有違天道，是無法接受的。例如老子「無為」、「無事」、「不可執」、「柔弱」都是「不爭」的國家戰略思想，若以陰陽觀念研析，就是揚棄「陽剛」的作為，而以「陰柔」的「不爭」替代，故戒強梁，主張柔弱勝剛強，不是以武力制人，而是以道德化人，故謂 「慈故能勇」，[57]以致「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58]因為，《老子》所肯定的戰爭，是不得已而戰鬥的，但對於敵人絕無憎惡之心存在，且要把「慈」之心情不斷保持而遂行，尤其是臨戰時，「慈」心也必須堅守，不可揚棄。不過，《老子》看到戰爭的殘酷現實，總結了戰爭的教訓，深刻地認識到戰爭的危害。因此，他極力反對侵略戰爭和無道用兵。他明確指出，戰爭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殺戮無辜，使田園荒蕪，民不聊生。且由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59]因此，戰爭會帶來巨大的災禍，故《老子》云：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尚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60]。
《老子》認為，兵器是不祥的東西，在獲得勝利後不要逞強，不要濫殺無辜，相反，對於戰爭死去的人，還要真心表示哀傷痛心，並且以喪禮妥善安置死者，體認出「兵為陰事」，[61]並瞭解戰爭所產生無比的災害與可怕，進而衍生出不爭軍事戰略思想。
黃老學強調刑德並用、王霸雜治，故在軍事思想上是主張「作爭」。在此，先論刑德之法：
《黃帝四經．十大經．正亂》記載黃帝伐蚩尤的戰爭，且以先德後刑的方式，分三階段處理，如第一階，蚩尤亂逆之形未顯，其云：
天地立名，……以隋（隨）天刑。天刑不僨，逆順有類。勿驚【勿】戒，其逆事乃始。吾將遂是其逆而僇（戮）其身，……我將觀其往事之卒而朵焉，寺（待）其來【事】之遂刑（形）而（和）焉[62]。
黃帝之臣力黑云：蚩尤驕倨淫溢反先得其勢，是上天助佑吧。黃帝之臣太山稽回答云：我將勉勵蚩尤多行逆事，並促使其惡貫滿盈。天道是永恆不敗的，我將企使其惡貫滿盈而後殺掉他。
在第二階段，時機成熟，單盈才與太山稽云：是戰勝蚩尤的時候了，黃帝於是：
出其鏘銊，奮其戎兵。黃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63]
第三階段，黃帝擒住蚩尤之後，處置之方式如后：
使人射之，多中者賞。劁其髮而建之天，名之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為鞫（鞠），使人執之，多中者賞。腐其骨肉，投之苦酭（醢），使天下，……[64]
《黃帝四經．十大經．正亂》記載黃帝伐蚩尤的戰爭，從一至三階段，可說即是先德後刑的處置方式。尤其後面的「酷刑」實有法家刻薄寡恩的味道。
其次，論其王霸觀念，《黃帝四經．法經．六分》云：
王天下者有玄德，……（霸）主積甲士而征不備（服），誅禁當罪而不私其利，故令行天下而莫敢不聽[65]。
又云：
為人主，南面而立。臣肅敬，不敢蔽（蔽）其主。下比順，不敢蔽（蔽）其上。萬民和輯而樂為其主上用，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適（敵）。[66]
《黃帝四經．法經．六分》認為，王天下需玄德，亦需要「（霸）主積甲士而征不備（服）」、「誅禁當罪而不私其利」之霸術，才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聽。」所以一個令「臣肅敬」、「下比順」、以及「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適（敵）」的人君，應即為「霸王」。
綜合黃老學刑德與王霸之觀念，乃能成其尊陽卑陰「作爭」之陰陽軍事思想重要誘因，因為刑德與王霸之觀念，基本上是偏重法家之觀念，故若運用在軍事上，即贊成「作爭」。
再者，我們從《黃帝四經．十大經．本伐》檢視：
世兵道三，有為利者，有為義者，有行忿者。所胃（謂）為利者，見【生民有】饑，國家不叚（暇），上下不當，舉兵而裁之，唯（雖）無大利，亦無大害焉。所胃（謂）為義者，伐亂禁暴，起賢廢不宵（肖），所胃（謂）義也。……所胃（謂）行忿者，心唯（雖）忿，不能徒怒，怒必有為也。成功而無以求也，即兼始逆矣，非道也[67]。
從基本上探究，黃老學在軍事思想上，還是沿襲與尊重傳統的用兵原則，將「行忿」這一類層次，視為最低的用兵層級，但在戰國時期，處於那種不可迴避的兼併與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故在《黃帝四經．十大經．五正》云：
今天下大爭，時至矣，后能慎勿爭乎[68]？
又云：
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何不可矣[69]？
《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云：
因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70]。
此段通過黃帝與大臣閹冉對話的形式，明確提出「天下大爭，時至矣」、「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而且該爭之時就要爭，才是順應天道，該爭而不爭，反是逆天道。這一觀點，即是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
又如漢初政權初立，冒頓單于國力正強，高祖認為無法與匈奴對抗，遂用和親政策，惟此政策只是權宜之計，因為一味忍讓，必使匈奴變本加厲，所謂「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71]」及至文帝時，乃「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之士，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72]」俟後，匈奴寇邊，文帝「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73]」而至景帝時已「時時小入盗邊，無大寇。[74]」此皆「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何不可矣？」之黃老「作爭」思想具體實踐。
（二）、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黃老學是尊陽卑陰的軍事思想，故主張「作爭」亦不反戰，此與老子「不爭」、「反戰」的軍事思想截然不同，[75]但黃老學究竟是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它與原始道家並沒有完全割斷關係，其仍然守住人的自然本質方面，亦重視天道，且與天地自然生殺循環之道緊密結合，此與陰陽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是相通的，所以「作爭」或可謂「不反戰」但與違反天道，極力宣揚戰爭、主張戰爭，尚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與差別，因此，所謂黃老學「作爭」的軍事思想，是一旦形勢迫來，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狀況時，只有無畏的迎上前去，接受挑戰，這種順應天道兼顧情勢作法，是面對戰與不戰，經過權衡利弊得失之後的抉擇，故「作爭」亦可謂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而不是如極力宣揚戰爭、主張戰爭的純陽軍事思想或完全不爭、反戰如老子陰柔的軍事思想。例如《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云：
兵不刑天，兵不可動；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天地刑之，聖人因而成之[76]。
黃老學作者認為，動員戰爭、指揮戰爭、嬴得戰爭必須考察並順應天時、洞曉地利、衡量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否則會自取其禍。《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又云：
三遂絕從，兵無成功。三遂絕從，兵有成【功】。……，環（還）受其殃。……此天之道也[77]。
所謂三遂，即是順應天時、地利、人心就會有兵功，反之，就會受其禍殃，而天道決定了這一切。其次，《黃帝四經．經法．君正》在軍隊訓練上更有剛柔相濟、陽中有陰之七年教民戰守的計劃，其云：
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民有德。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德，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從其俗，則民知則。二年用其【德】，民則力。三年無賦斂，則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則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則民不幸。六年「民畏敬，則知刑罰。」七年而可以正（征），則朕（勝）強適（敵）[78]。
所謂依據民俗施以教化，且以七年為教戰週期，逐漸地將人民導入、瞭解刑法號令並接受正規的作戰訓練，到第七年則可率民出征敵國，且能戰勝強大的敵軍。這是先德後刑，恩威並用的軍事訓練，亦是陽中有陰的軍事訓練。
最後，「柔弱勝剛強」一直為老子陰柔軍事思想的特徵，但老子似乎忽略柔弱與剛強相互轉化的爭門性與條件性，故似帶有消極退守的特徵。《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柔弱勝剛強」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如《黃帝四經．稱》云：「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79]」及《黃帝四經．十大經．三禁》云：「人道剛柔，剛不足以，柔不足寺（恃）。[80]」主張在處理剛、柔等對立面轉化問題時，須持適度的原則，亦就是不能太陰柔而完全不爭，但也不能太陽剛以致於毫無顧忌的爭鬥，而是陽剛中有陰柔的「作爭」，如《黃帝四經．經法．國次》云：
奪而無予，國不遂亡。不盡天極，衰者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央（殃）。禁伐當罪當，必虛（墟）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胃（謂）天功。天地無私，四時不息。天地立（位），聖人故載。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81]。
對於「當罪當亡」之國，作者主張攻伐的，而且必虛其國，但必須堅守一的分寸，要「兼之而勿擅。」超過了尺度，即稱之為「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黃帝四經．經法．國次》又云：
兼人之國，修其國郭，處其郎（廊）廟，聽其鐘鼓，利其（資）財，妻其子女。是胃（謂）【重】逆以芒（荒），國危破亡。
故唯聖人能盡天極，能用天當。天地之道，不過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殃[82]。
而陳鼓應註對此《黃帝四經．經法．國次》有關攻伐問題有精闢解說如后：
在攻伐戰爭中，存在著三種情況，其一，不極不當。其二，過極過當。其三，合極合當。不盡天極天當（未達到天道所規定的準度）或超過這個準度，都會受到自釀禍患的懲罰。祇有合極合當（「盡天極，用天當」，即恰恰合於天道所限定的準度），方是兵戎之道[83]。
攻伐與兵戎之道，在黃老學作者的認知，必須「盡天極，用天當」，否則會受到自釀禍患的懲罰。因而黃老學主張「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實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此與老子「不爭」、「反戰」的陰柔軍事思想確有所不同。
總而言之，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在軍事思想傳承上難免受到景響，然而，為了適應新時代與新政權，因而，《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老子「柔弱勝剛強」退守的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因為，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有如《淮南子．氾論訓》云：
故聖人之道，寛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84]。
聖人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手段，此亦為黃老學在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即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結論
黃老思想產生於戰國時期，而黃老之治盛行於漢初，《史記》多處論及，學界對此亦無異議；而漢代直到武帝，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採納後，儒家學說才登上正統學說的寶座；惟如劉節在《古史辨》第五冊之序言中說：「兩漢學術界的大本營是札在儒家身上，然而兩漢的儒家決非春秋戰國時的儒家，他們原來是陰陽五行家同儒家的結合體。」職是之故，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儒家思想雖影響漢代思想甚深，惟已不是純粹的儒家而是陰陽五行家同儒家的結合體，此亦為學界治思想史者所認同。而陰陽思想從先秦以迄兩漢一直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甚至運用於軍事領域上，並造成嚴重的軍事決策錯誤，例如在武帝征和三年，武帝受了陰陽家數術思想之影響，草率決定派遣貮師將軍李廣利進攻匈奴，卻遭受對匈奴戰爭中最慘重的失敗。尤其東漢之後，陰陽讖緯之學更是蓬勃發展，故《後漢書．方術列傳》云：「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蓺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而各朝代以「思想」作為手段以奪取政治上的「獨佔」利益與權勢，屢見不鮮，如鄒衍「觀陰陽消息」，並「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之例，所以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亦有其政治上之複雜背景，惟陰陽思想成為黃老學的重要，應無疑議。其次，所謂「法」源起於「刑名」，黃老學即蘊含豐富之「刑名」思想，此為法家的思想，而「法」生於「道」，黃老學亦是原始道家所派生之一支，而從戰國以迄兩漢之陰陽、法、道思想相互滲透是普遍現象，因此，許多學者根據馬王堆出土的《黃老帛書》的內容，而斷定黃老學是陰陽、法、道思想之結合。
總而言之，每一種思想都是歷史的產物，因為每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生，都是依據、順應該社會的政治、經濟之狀況而發展。故黃老學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黃老學或黃老思想），且黃老學在軍事思想傳承上，為了適應新時代與新政權，因而，《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老子「柔弱勝剛強」退守的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且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有如《淮南子．氾論訓》云：
故聖人之道，寛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85]。
聖人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手段，此亦為黃老學在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即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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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初版4刷），頁1。
[2]漢．司馬遷著，《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台北：大申書局，1977年7月，初版1刷），冊4，頁2146。
[3]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冊4，頁2346。
[4]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序》（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4月，初版），頁1。
[5]王淮著，《老子探義》（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初版12次印刷），頁106。
[6]荀況著，張覺校注，《荀子校注》（湖南：岳麓書社，2006年4月，初版1刷），頁266。
[7]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16。
[8]荀況著，張覺校注，《荀子校注》，頁266。
[9]漢．班固著，《漢書．藝文志》（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3月，初版），冊3，卷30，頁1729-1780。
[10]陳麗桂著，《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1刷），頁1-2
[11]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22。
[12]駢宇騫、段書安編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年4月，初版），頁34-35。
[13]池田知久著，王啟發譯，《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頁25。
[14]趙超著，《簡牘帛書發現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月，初版1刷），頁181。
[15]見駢宇騫、段書安編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頁36-37。
[1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75。
[1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2。
[18]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4月，初版），頁65。
[19]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初版4刷） ，頁229。
[2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17。
[2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56。
[2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77-178。
[2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22-225。
[24]見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頁48-49。
[25]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25。
[2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03-105。
[2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74-175。
[28]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07。
[29]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286。
[3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73。
[3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85。
[3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5。
[3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429。
[34]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82。
[35]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8-80。
[3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49-155。
[3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2-73。
[38]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5-79。
[3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68-276。
[4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36。
[4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90。
[4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5。
[4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5。
[44]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92。
[45]劉蔚華著，〈黃老所完成的歷史性過渡〉，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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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
[54]郭慶藩編輯，《莊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3月，臺景印1版），頁1067。
[55]黃忠天著，《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4年9月，2版），頁600。
[56]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初版4刷） ，頁464。
[57]見《老子探義．天下謂我道大．第六十七章》，頁259。
[58]見《老子探義．天下謂我道大．第六十七章》，頁260。
[59]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孟子．離婁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元月，初版），頁134。
[60]見〈老子第三十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余培林注譯，《老子讀本》，頁66。
[61]曾國藩著，《曾國藩全集．雜著》，（台北：漢苑出版社，民國71年3月），頁330-331。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幾近之。……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
[6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2。
[6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8。
[64]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8。
[65]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48。
[66]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40。
[67]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65-370。
[68]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94。
[6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95。
[7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1。
[71]漢．班固著，《漢書．爰盎晁錯傳第十九》（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3月，初版），冊4，卷19，頁2278。
[72]見漢．班固著，《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下》，冊7，卷94下，頁3831。
[73]漢．班固著，《漢書．文帝紀第四》，冊1，卷4，頁125-126。
[74]漢．班固著，《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上》，冊7，卷94上，頁3765。
[75]王智榮著，《周易軍事思想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頁105。老子認為戰爭為凶事，不是吉事，對於這種凶事，就要以悲痛的心情參加，勝利了也要以凶喪之禮處理這種殺死眾多生靈的勝利，切不可以喜事來慶祝戰爭的勝利。因此由「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殺人之眾，悲哀泣之」等觀察，實可顯示《老子》是以反戰為其戰略思想。
[76]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1。
[77]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4。
[78]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04。
[7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434。
[8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60。
[8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85。
[8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90-93。
[8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
[84]漢．劉安著，《淮南子．氾論訓》（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10月，臺三版），卷13，頁6下。
[85]漢．劉安著，《淮南子．氾論訓》（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10月，臺三版），卷13，頁6下。
一、戰國、秦漢之際，出現一種很特殊的思想，稱為「黃老」。這種思想結合「黃帝」與
「老子」為象徴，其後因為吸收各家學說精華，終於形成政治性的哲學思想。
二、「黃老學」過去或稱為「黃老之學」。自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經法》、《十大
經》、《稱》、《道原》四種古佚書後，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和檢討「黃老學」。
三、黃老學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而陰
陽、道、法思想則為黃老學的主要思想。
四、黃老學，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
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可見黃老學的時
代適應性。
五、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
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
六、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
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必須「盡天
極，用天當」，即是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且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關鍵字：黃老思想、原始道家、軍事思想、作爭、不爭、陰陽
前言
「黃老學」過去或稱為「黃老之學」。自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四種古佚書後，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和檢討「黃老學」。部分研究者根據四種古佚書之內容特色，將其稱為「黃學」或「黃帝學」。
其次，亦有人將老子一派道家的學說稱為「老學」。亦有研究者視四種古佚書、《慎子》以及《管子》中某些篇章的道、法結合特點，並將這類學說統稱為「道法家」[1]。
事實上，黃老學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且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
再者，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然而一般人僅瞭解《老子》，對黃老學卻極其陌生，亦甚遺憾，故筆者不惴孤陋，乃針對其陰陽軍事思想提出一己之淺見，並請方家不吝賜教。
黃老學產生背景與特徵
在戰國秦漢之際，我國哲學史上出現了一種很特殊的思想，稱為「黃老」。這種思想結合「黃帝」與「老子」為象徴，其後因為吸收各家學說精華，終於形成政治性的哲學思想，諸如戰國時代有名的道法人物申不害、田駢、慎到、環淵、接子、韓非等人，因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2]」《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3]」西漢有名的文景治術稱「黃老」，以「清靜無為」為主，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亦有深入解說如后：
不多干預的帝王、宗室、公卿、名相，如文帝、景帝、竇后、張良、曹參、黃生諸人，太史公說他們「好黃老」，就是東漢君臣桓帝、楊厚、曹王英、矯慎諸人，或祠祭老子，或獨擅陰陽學，或禮佛齋戒，或隱遯穴居，范曄《後漢書》也同樣說他「事黃老」、「修黃老」、「學黃老。[4]」
因而，上述將「黃」、「老」並稱或合稱而集合成一個名詞、名稱或概念，是出自於漢人之手。然而，從先秦將黃帝、老子單獨記述到漢初出現「黃」、「老」並稱或合稱，並非僅是名稱的改變，而是暗含著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的變遷，亦意味著一個新學派的成熟，且證明「黃老」已作為對象性存在而活動著，並已經自成一家。
再者，上列有名的道法人物如申不害的生卒年代約在公元前385年至前337年之間，慎到的生卒年代約在公元前395年至前315年之間。田駢、環淵、接子的生卒年代雖已無法詳考，但他們皆曾講學於齊國的稷下學宮，差不多是與齊宣王、齊湣王同時期的人，其學術活動期約在公元前319年至前284年之間，均是戰國中後期人士，這些學者都本於「黃老」或學習「黃老」，可以證「黃老」這個學術，至少在戰國中期已經產生，再經田駢、環淵、接子等人之中間環節的轉承、傳播，最後盛行於秦漢間。
不過，從先秦以迄兩漢，在前述道家、陰陽家、兵家等，及如此眾多的黃帝傳說與著作中，黃老學其融合清靜無為的老子（道家）思想與法家政論以及陰陽五行、兵家思想，最後，且與歷代政治的治術相結合，而發展出圓熟的政治哲學。
一、產生之背景與特徵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繼春秋時期發生的封建變法，更進一步實行社會改革，首先是魏文侯在其即位的四十多年的時間內，先後任用李悝、翟璜、吳起、樂羊、西門豹、卜子夏、段干木等一批政治家、軍事家與思想家，對舊的政經體制進行檢討與改革，使得魏國成為戰國初年的頭等強國。嗣後，韓、齊、楚、秦、燕、趙等國也相繼進行社會改革，都大大改變了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最後形成了戰國七雄的局面。
（一）、思想環境
然而，每一種思想都是歷史的產物，因為每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生，都是依據、順應該社會的政治、經濟之狀況而發展，故於春秋、戰國時期進行嚴厲的社會改革之時，當時的思想文化，亦是首當其衝必須面對挑戰，因此，思想與文化必須是與新時代、新制度相輔相乘，緊密配合，否則思想文化將流於虛空玄遠、不切實際，最後必然為時代所淘汰，例如春秋以來所產生的儒、墨、道、法、陰陽等各各思想流派，得經常按照時代精神去調整其理論體系，才能使該學派得以生存發展，而不致與現實隔隔不入。且以老子所創立的道家為例，眾所皆知，道家是以無為的「道」作為宇宙原理和評判價值合理性的最高標準。而這個無為的「道」，並經過莊子的創造制作，對於洗滌心靈、拓展人的思維空間、培養人的超越意識以及開闊人的胸襟、自適生活、安頓自己均有極佳的功能。不過，道家所著重的是天道問題，如《老子》第二十五章云：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原作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原作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
所謂，人法天地之無不覆載，天地法道之無不生成，道即是根本。然而《荀子．解蔽》云：「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6]其實，此亦說出道家始終處於天道自然與人道有為二律反背的尷尬之中，且亦顯示道家著重天道問題但對於與天道相對應的人道卻有關照不足之嫌，此亦顯示道家對於現實的人文精神與問題，實有規避的傾向。因而，道家故有瀟灑脫俗、無居無束的自然生活以及虛靜、無為、無事、柔弱、不與人爭之超越現實觀念的人文精神，但其刻意拋棄或反對傳統的宗法秩序和新興王權之政治權威，這顯然與充滿變革氣息的戰國時代精神相違悖，因此，就老莊道家而言，要能適應戰國時代的大變革之需求，就必須有所調整，才能創新自己的表現方式和存在價值，而黃老思想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從老莊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新思想與學派，以補強道家對人道關照不足的缺失，丁原明《黃老學論綱》云：
黃老學產生於戰國，它首先是那個偉大變革時代的產物。倘若沒有戰國偉大變革的時代精神的滋潤，老莊道家的分化將難以產生，因而也無所謂有黃老學的[7]。
由上段論述得知，黃老學產生於戰國，確有其思想文化條件，且由於受社會變動和政治與經濟的改革，造成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想亦達致百家爭鳴的高潮與氛圍，於是形成各種學說互滲互輔的思想格局，其如《荀子．解蔽》解說：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8]。
誠然，不論儒、墨、道、法、陰陽各家，均為道之一隅，各有所蔽與偏失，以儒、道兩家而論，如果道家的缺失為「蔽於天而不知人」，那麼儒家的短處或是「蔽於人而不知天」，因而，戰國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只能是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隅，因此，戰國時期原始道家，在互滲互輔的文化格局中，吸取各家所長，調整自身以適應戰國多變的環境條件，如此乃蘊育出新學派的誕生，而黃老學所以能產生於此一時，或許即基於百家爭鳴的文化條件。
（二）、文化內涵與特徵
戰國末期以迄秦漢之際，以黃帝傳說的著作，紛湧出現，依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多達十二類、二十一種，四百四十九（一作七）篇（卷），其餘托名黃帝臣子的亦有一百二十九篇[9]；對於黃帝其人之虛實，及其傳說之源起，或如太史公的看法，承認太古或有某帝王似為黃帝化生，至於黃帝各種事蹟流傳之真實程度，則似可說絕大部分是出於依托與附會。目前，部分人士誤將上述之先秦一些記述黃帝言行的書，或托名於黃帝的道家著作，即稱為「黃帝學」，且將老子原始道家的學說稱為「老學」，並將「黃帝學」與「老學」結合起來，統稱為「黃老學」。這種說法，實無益於對黃老之學的理解，因為，黃老學從狹義而言，是指托名於黃帝而推行老子道家某些思想的一派，從廣義而論，則是指以道為核心而兼取百家之學的道家思潮。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即云：
黃老思想是以道法思想為主，而擷採各家的君術。戰國時期的法家，如申不害、慎到、韓非諸人，都深帶黃老氣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與班固《漢書．藝文志》或稱之為「道家」，……他所謂的「道家」，正是指的黃老道家。照他的說法，「黃老」思想是以《老子》的雌柔，反智哲學為基礎，兼採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主虛靜、講無為，並將之轉化為尚因循、重時變，又運用刑名以防姦欺的君術[10]。
而丁原明《黃老學論綱》對黃帝學之文化內涵亦有極佳之解說：
黃老學的基本內容應當是「老」而不是「黃」，應當是「道」及其對百家思想的提取，而不是老學與黃帝學的結合[11]。
黃老之稱雖指的是黃帝老子，黃老之學卻與黃帝、老子不是一碼事。陳麗桂認為「黃老」思想是以《老子》的思想為基礎，兼採陰陽、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彙集而成；而丁原明亦認為「黃老」思想是「老」而不是「黃」，應當是「道」及其對百家思想的提取。這兩位學者都認為黃老思想均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在這一觀點上，可謂看法一致。惟黃老學的主要思想內涵殊值探析如后：
1、陰陽、道、法思想為主要思想
在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湖南省博物館於長沙市馬王堆發掘二號與三號兩座漢墓，而在三號墓還出土了大批極為珍貴的《老子》帛書，依駢宇騫、段書安合編《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將帛書的內容大致分為甲、乙兩大類如后：
（甲）
1、《老子》甲本，無篇題。
2、《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一，無篇題。
3、《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二，無篇題。
4、《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三，無篇題。
5、《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之四，無篇題。
（乙）
1、《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一，〈經法〉。
2、《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二，〈十大經〉。
3、《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三，〈稱〉。
4、《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之一，〈道原〉。
5、《老子》乙本[12]。
帛書《老子》甲本的字體在篆隸之間，乙本的字體為隸書；甲、乙兩本各附抄有四篇古佚書，《老子》甲本，卷後四篇古佚書均無篇題，第一篇約五千四百字，講慎獨、主性善，它紀錄了思孟的五行學說，龐朴認為可能是《孟子外書》中的某一篇，帛書整理小組稱之為〈五行〉（整理者原為《刑德》）[13]。第二篇約一千五百字，是伊尹和湯對〈九主〉之相對問答，文中講到九種君主，特別肯定「法君」，充滿了法家刑名色彩，整理小組稱之為〈九主〉。第三篇約一千五百字，是有關兵家論述攻戰守禦的內容，整理小組稱之為〈明君〉。第四篇約四百餘字，殘缺甚多，文義不明，綜述「五行」和德、聖、智的關係，整理小組稱之為〈德聖〉[14]。
帛書《老子》乙本前四篇古佚書皆有篇題，為〈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約一萬一千一百六十餘字。部分學者認為這四篇古佚書或即為《漢書．藝文志》中列在道家的〈黃帝四經〉，而〈經法〉全篇充滿道、法及刑名理論；〈十大經〉記載黃帝初立，以及他的大臣如黑力（即力牧）、閹冉、果童、太山之稽（即大山稽）、高陽等人相互問答之詞，因此可能是《漢書．藝文志》中所列的〈黃帝君臣〉，或是列入兵陰陽類的〈力牧〉。〈稱〉全篇一千六百字，是道、法家色彩的格言集錦，帶有樸素的辯證法。〈道原〉全篇四百六十字，內容在推究道之體貎、性徵與功能，屬道家言[15]。
然而，黃老學就思想性質而言，可說是兼採各家，應是不爭的事實，至其主要思想性質，如〈九主〉裡的道家思想，摘要臚列如后：
天，……，復（覆）生萬物，……禮數四則，曰天綸，……四綸成則，古今四綸，道數不代（忒），聖王是法，法則明分。
又云：
復（覆）生萬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不可為二名，此天乏（範）也。
此處之「天綸」、「天乏」亦就是天地分四時以覆生萬物，且生物而不私其物，此為「天道」、「天地之則」，這是道家的基本概念，此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6]」及「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17]」是相同的概念。
其次，在黃老學裡，「法」與「道」是相輔相乘的，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云：
抽象的「道」如果要讓它在人事社會，尤其是政治層面運作上產生功能，就每每必須下降落實而為刑名、法術。刑名法術正是「道」在社會，尤其是政治層面上的體現[18]。
因而，法是道所派生，由道而來，如《黃帝四經．經法．論約》云：
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天地之恆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是故，萬舉不失理，論天下而無遺策，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胃（謂）有道[19]。
這裡說明「法」生於「道」，而「法」源起於「刑名」，此亦是法家的思想。
再者，黃老學之陰陽思想，如《黃帝四經．經法．正君》云：
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胃（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胃（謂）之武，（文）武並行，則天下從矣[20]。
《黃帝四經．經法．四度》云：
君臣當立（位）胃（謂）之靜，賢不宵（肖）當立（位）胃（謂）之正，動靜參於天地胃（謂）之「文」，……。靜則安，正治，文則明，武則強。安得本，治則得人，明則得天，強則威行。參於天地，闔（合）於民心，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21]
作者顯然刻意地將天地自然運作觀念，與人世間的政治運作，層層緊密結合，並讓這些政治舉措顯得名正言順、當皇正大。為了強化其結合之緊密程度，在《黃帝四經．經法．論》更有詳細之解說，其云：
人主者，……，號令之所出也，……。不重天則失其神，不重地則失其根。不順【四時之度】而民疾。不處外內之立（位），不應動靜之化，則事宭（窘）於內而舉宭（窘）於【外。八】正皆失，……八正不失，則與天地總矣。[22]
人主立國施政要尊天、重地、順四時之度，以定外內之位，應動靜之化，如此，對內政事通達，對外征伐順利，而且，人主若能遵守八正，則能與天地合而為一，此為陰陽家順天應人、天人感應的思想。再如《黃帝四經．經法．論約》云：
始於文而卒於武，天地之道也。四時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數，天地之紀也。三時成功，一時刑殺，天地之道也。四時時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代正，冬（終）而復始。【人】事之理也，逆順是守。功洫（溢）于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無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23]。
春夏秋冬四時有度，是為天地之理。日月星辰三光有數，是為天地之綱紀。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循環，周而復始。人事之理，就是依照四時的生長殺伐行事，因而，人事之理，順道則生，合理則成，逆道則死。總而言之，人事禍福、存亡興廢之理，與天地自然生殺循環之道緊密結合，此與陰陽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是相通的。因此，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云：
其對各家思想的採擷，有說基本上是法家作品，但又夾雜了不少道家的思想色彩，因為基本上他們認為黃老學說就是法家性質的東西（如康立）。有說道法為主，因道全法，而兼採各家，……漢人所謂黃老，等於道家，卻不等於道法家，而且戰國時代，道家法家思想相滲透是普遍現象，因此，道法形成很可能是多元的，……亦有說道、兵為主，大量吸收了孫吳、孫臏思想，再兼採儒與陰陽，形成以道為主，綜合性的過渡色彩[24]。
丁原明《黃老學論綱》云：
有人根據馬王堆出土的《黃老帛書》的內容，而斷定黃老學是道法結合，甚至認為黃老學就是道法家。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以特定發展階段的黃老學去規定整個黃老之學，是把黃老學的歷史性存在狀態當作黃老學的結構整體。……這是不合理的[25]。
總而言之，由以上的論述，黃老思想是由各家思想彙集而成，並對老子學說作出新的詮釋，以致成為一個新的派別，而陰陽、道、法思想則為黃老學的主要思想。
2、適應社會變動的特性
誠如所知，老子是系統地建立天人整體的第一人，且予「道」以形上學的意義，以為天地萬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總原理，此總原理名之曰道，其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26]。
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7]道即萬物所以生之總原理，而人生長於其中，則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故老子認為，人與萬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人道必須以天道自然為最終依據。然而，老子在第七十七章云：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29]。
此言天道之廓然大公，反喻人道之偏失、有我之非道。然而，世俗肯定的東西恰為天道所否定，世俗否定的東西恰為天道所肯定，造成天道與人道的對立，人只有效法天道，做到無欲、柔弱、虛靜、處下、不爭，即所謂息欲無為、柔弱處下、靜以修身以與道合，回到自然的狀態，但如此，天道是否已有貶低人道的意味？
因而，《黃帝四經》提出不同的觀念予以調整，其將「天道」與「人道」分別看待，如《黃帝四經．經法．道法》云：
天地有恆常，萬民有恆事，貴賤有恆立（位），畜臣有恆道，使民有恆度，……[30]。
依據〈經法．道法〉解釋，所謂天地之「恆常」是「四時、晦明、生殺、輮剛」，萬民之「恆事」是「男農女工」，貴賤之「恆位」是賢不肖各守其職，畜臣之「恆道」是「任能毋過其所長」，使民之「恆度」是要「去私而立公」。因而，《黃老帛書》視天道變化的規律是四時、晦明、剛柔、陰陽、盛衰、生死，人道則包括男農女工、貴賤有序、賢不肖有分等。所以從民事到政治均要取法自然之道，但自然之道是天道、人道分立，各居其位，各守其職。職是之故，《黃老四經》將「天道」稱之為「天常」、「天當」、「天極」，且於《黃帝四經．經法．國次》云：「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31]。其意即是，如果超過天道的極至，違反了天道的順逆趨勢，上天就會降下災禍。但在《黃帝四經．經法．國次》則云：「人強朕（勝）天。[32]」《黃帝四經．稱》亦云：
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當[33]。
《黃老四經》強調「人制取予」，而調整了原始道家對於人看待自然，只能完全順應的消極想法與態度，肯定人可以勝天的積極思想。因此，黃老學在自身結構體系中，為了適應社會變動，或將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之缺失，作了相當之調整，而已向人道傾斜，且給予人道應有的地位與尊嚴，此亦是黃老學得以從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與特性。
其次，原始道家所注重的是人的自然本質，所關心的亦是如何確保人的自然本質。然其確保自然本質，非僅聽其自然而已，抑且否定現實主會，力求返乎原始社會。易言之，老子厭憎社會凡俗，謳歌自然，常欲毀棄一切制度文明，而獨與自然相親，此即復歸於自然。故其認為一切文明之所謂善，非果真善；所謂惡，非果真惡。其云：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34]？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35]。
老子認為，人為之文明，乃罪惡之淵泉，不啻致亂之源，故應取消此一致亂之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回復本初。所以老子乃主張無為政治，反對有為政治，故其理想之政治乃莫之為而尚自然之上德政治；其次為半有為半無為之下德政治，其云：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原作「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36]。
又云：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37]。
老子除將政治分為無為與有為以及仁、義、禮諸等級，而無為政治，則下不知有之，此為最理想政治。仁義政治，則民親之譽之；禮法政治，則民畏之。
誠然，老子對於儒家所讚揚的忠孝仁義是人類行為的規範者，亦摒斥之，其云：
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38]。
忠孝仁義等世俗之所引為道德者，皆大道既廢之後，用以粉飾人類行為矯其性情之事，殊違自然之理。
然而，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堅持以天道、無為，作為評判俗世的價值，如此它不僅視現實的王權政治系統，是與自然無為的「道」相違背的，而且亦認為隨著新興王權政治系統，所產生而出現的仁義禮法，同樣是對自然的破壞且有違天道。相對而言，原始道家對新興王權政治系統的有為政治以及變法圖強的方式與趨向，是無法接受的。因此，原始道家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仁義禮法，誠難調整適應。
因而，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它與原始道家並沒有完全割斷關係，其仍然守住人的自然本質方面，但不是只重視天道，而忽略、輕視人道，其如《黃帝四經．經法．十大經．觀》云：
夫民之生也，規規生食與繼。不會（交配）不繼，無與守地；不食不人，無與守天。……所以食之也。[39]
人民的生活，最基本的就是飲食與生育，故其認為，人必須有自己的生存條件，只有在滿足其衣食之需的情況，才能有生存與發展。又如〈經法．分〉云：「主惠臣忠」，[40]〈十大經．順道〉云：「茲（慈）惠以愛人」[41]，〈經法．正君〉云：「兼愛無私」，[42]及「節賦斂，勿奪民食」，[43]以及〈經法．論〉云：「伐死養生」[44]，這種刑德思想，在在顯示，已吸取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等各個學派的思想，其亦顯示，對於君主應「慈惠愛人」，「兼愛無私」「節賦斂，勿奪民食」之有為政治予以肯定與鼓勵，亦間接對於社會性規範、秩序、價值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作了通盤的肯定，而且並對於新時代、新政權以及仁義禮法主動適應，而不一味的抗拒與排斥。誠如劉蔚華在《黃老學論綱》一書中所撰〈黃老所完成的歷史性過渡〉云：
當戰國中後期新興封建統治階級已成為時代的新主人時，黃老學應運而生了。它保留了早期道家思想中「天道自然」、「無為而治」、「因應時勢」與辯證法的內容，拋棄了對他們來說已經過時的反權威原則，而代之以一種新權威觀念。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45]。
總而言之，由於黃老學包括陰陽、道、法、儒等各家思想，故在戰國時代期的大變動中，能更具彈性，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可見黃老學的時代適應性。
二、黃老陰陽軍事思想
老子生長在連串戰爭的春秋戰國時代，目睹戰禍連連，戰爭的殘酷，使其對戰爭生一種認知，並思考解決戰爭的方法，此是《老子》一書產生背景的可能性之一。且《老子》是以陰陽觀念觀察事事物物，而《老子》八十一章全文中即有二十七章與戰略思想有密切關聯，佔了將盡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分量之重，不可小覷[46]，故自古迄今，許許多多的思想家，亦將《老子》視為兵書解讀，例如，《隋書．經籍志》兵家著錄即有《老子兵書》一卷[47]，南宋鄭樵在《通志略》中再次將《老子》之著作錄於兵家。[48]唐代王真認為，《老子》八十一章，「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49]。宋代三蘇之一的蘇轍於《老子解》亦云「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50]」將《老子》列為權謀之類；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則認為，《老子》言兵之略、言兵之術，實為「言兵者之祖」、應為「言兵者師之[51]」；清代張廷玉等《子史精華》在〈武功部．兵機〉篇章亦論述《老子》用兵之略與其軍事戰略思想[52]；不可諱言，《老子》八十一章的確蘊含豐富的軍事戰略思想，故可為「言兵者之祖」，且為「言兵者師之」。
然而，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其所處環境，亦是戰禍連連、民不聊生的時代，目睹戰爭的殘酷，《黃老帛書》故亦有其陰陽軍事思想，以研究、解決戰爭本身（戰略與戰術）或與戰爭有關的哲學、民生的問題，其中如甲本《老子》卷後古佚書的第三部分〈明君〉，全篇即在研究、討論如何攻戰取勝以強國之兵道。以及〈十大經〉記載黃帝如何以軍事武力，殲滅強敵，兼併天下，一統帝王，以及與他的大臣如黑力（即力牧）、閹冉、果童、太山之稽（即大山稽）等人，對於如何運用陰陽，進行武爭，以圖治國等相互問答之詞，如《漢書．藝文志》中的〈黃帝十六篇〉與〈力牧十五篇〉即列入兵陰陽類的，或可佐證，許多記載有關黃帝作戰之資料（傳說）如《黃老帛書．十大經》之〈五正〉、〈姓爭〉、〈兵容〉等各篇，即運用陰陽軍
事思想與觀念，以輔助、進行軍事作戰。本文即對黃老陰陽軍事思想作深入的析探研究。
（一）、尊陽卑陰的軍事思想
黃老學就思想性質而言，可說是兼採各家，應是不爭的事實，而陰陽思想則為其主要思想之一，依陳鼓應《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云：
這概念全出現在黃老思想色彩的作品中。「剛柔」是《彖傳》中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在《黃帝四經》出現十一次。「陰陽」概念，《四經》出現四十七次之多[53]。
《莊子．天下》評論儒家的《六藝》云：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54]。
所以在道家看來，《周易》是講陰陽學說的，而《周易》包括經、傳兩大部分，《彖傳》又是傳的一部分，且《彖傳》所謂的「剛柔」，指的亦是陰陽，如《說卦》傳云：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55]。
因而，若將《彖傳》所謂的「剛柔」視為「陰陽」，那麼兩者相加，《黃帝四經》之「陰陽」概念總共出現五十八次之多，可見陰陽思想在黃老學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黃老學是尊陽卑陰的陰陽思想，如《黃帝四經．稱》云：
凡論必以陰陽，……。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大國陽，小國陰；重國陽，輕國陰。有事陽而無事陰，信（伸）者陽而屈者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長陽少【陰】，貴【陽】賤陰，達陽窮陰。取【娶】婦姓（生）子陽，有喪陰。制人者陽，制於人者陰。客陽主人陰。師陽役陰。言陽黑（默）陰。予陽受陰。諸陽者法天，天貴正；過正曰詭，……。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善予不爭，此地之度而雌之節也[56]。
天地間一切相等的事物、現象，諸如四時、君臣、父子、男女、大小、輕重、制人者與制於人者等，都用陰陽歸納區分，且均是尊陽卑陰。而這些基本理論反映於「作爭」軍事上思想上，其思想摘要臚列如后：
基本上，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而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堅持以天道、無為，作為評判俗世的價值，且認為隨著新興王權政治系統，所產生而出現的有為政治以及變法圖強的方式，造成戰國時期強凌弱、眾暴寡殘酷的兼併戰爭，同樣是對自然的破壞且有違天道，是無法接受的。例如老子「無為」、「無事」、「不可執」、「柔弱」都是「不爭」的國家戰略思想，若以陰陽觀念研析，就是揚棄「陽剛」的作為，而以「陰柔」的「不爭」替代，故戒強梁，主張柔弱勝剛強，不是以武力制人，而是以道德化人，故謂 「慈故能勇」，[57]以致「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58]因為，《老子》所肯定的戰爭，是不得已而戰鬥的，但對於敵人絕無憎惡之心存在，且要把「慈」之心情不斷保持而遂行，尤其是臨戰時，「慈」心也必須堅守，不可揚棄。不過，《老子》看到戰爭的殘酷現實，總結了戰爭的教訓，深刻地認識到戰爭的危害。因此，他極力反對侵略戰爭和無道用兵。他明確指出，戰爭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殺戮無辜，使田園荒蕪，民不聊生。且由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59]因此，戰爭會帶來巨大的災禍，故《老子》云：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尚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60]。
《老子》認為，兵器是不祥的東西，在獲得勝利後不要逞強，不要濫殺無辜，相反，對於戰爭死去的人，還要真心表示哀傷痛心，並且以喪禮妥善安置死者，體認出「兵為陰事」，[61]並瞭解戰爭所產生無比的災害與可怕，進而衍生出不爭軍事戰略思想。
黃老學強調刑德並用、王霸雜治，故在軍事思想上是主張「作爭」。在此，先論刑德之法：
《黃帝四經．十大經．正亂》記載黃帝伐蚩尤的戰爭，且以先德後刑的方式，分三階段處理，如第一階，蚩尤亂逆之形未顯，其云：
天地立名，……以隋（隨）天刑。天刑不僨，逆順有類。勿驚【勿】戒，其逆事乃始。吾將遂是其逆而僇（戮）其身，……我將觀其往事之卒而朵焉，寺（待）其來【事】之遂刑（形）而（和）焉[62]。
黃帝之臣力黑云：蚩尤驕倨淫溢反先得其勢，是上天助佑吧。黃帝之臣太山稽回答云：我將勉勵蚩尤多行逆事，並促使其惡貫滿盈。天道是永恆不敗的，我將企使其惡貫滿盈而後殺掉他。
在第二階段，時機成熟，單盈才與太山稽云：是戰勝蚩尤的時候了，黃帝於是：
出其鏘銊，奮其戎兵。黃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63]
第三階段，黃帝擒住蚩尤之後，處置之方式如后：
使人射之，多中者賞。劁其髮而建之天，名之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為鞫（鞠），使人執之，多中者賞。腐其骨肉，投之苦酭（醢），使天下，……[64]
《黃帝四經．十大經．正亂》記載黃帝伐蚩尤的戰爭，從一至三階段，可說即是先德後刑的處置方式。尤其後面的「酷刑」實有法家刻薄寡恩的味道。
其次，論其王霸觀念，《黃帝四經．法經．六分》云：
王天下者有玄德，……（霸）主積甲士而征不備（服），誅禁當罪而不私其利，故令行天下而莫敢不聽[65]。
又云：
為人主，南面而立。臣肅敬，不敢蔽（蔽）其主。下比順，不敢蔽（蔽）其上。萬民和輯而樂為其主上用，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適（敵）。[66]
《黃帝四經．法經．六分》認為，王天下需玄德，亦需要「（霸）主積甲士而征不備（服）」、「誅禁當罪而不私其利」之霸術，才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聽。」所以一個令「臣肅敬」、「下比順」、以及「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適（敵）」的人君，應即為「霸王」。
綜合黃老學刑德與王霸之觀念，乃能成其尊陽卑陰「作爭」之陰陽軍事思想重要誘因，因為刑德與王霸之觀念，基本上是偏重法家之觀念，故若運用在軍事上，即贊成「作爭」。
再者，我們從《黃帝四經．十大經．本伐》檢視：
世兵道三，有為利者，有為義者，有行忿者。所胃（謂）為利者，見【生民有】饑，國家不叚（暇），上下不當，舉兵而裁之，唯（雖）無大利，亦無大害焉。所胃（謂）為義者，伐亂禁暴，起賢廢不宵（肖），所胃（謂）義也。……所胃（謂）行忿者，心唯（雖）忿，不能徒怒，怒必有為也。成功而無以求也，即兼始逆矣，非道也[67]。
從基本上探究，黃老學在軍事思想上，還是沿襲與尊重傳統的用兵原則，將「行忿」這一類層次，視為最低的用兵層級，但在戰國時期，處於那種不可迴避的兼併與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故在《黃帝四經．十大經．五正》云：
今天下大爭，時至矣，后能慎勿爭乎[68]？
又云：
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何不可矣[69]？
《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云：
因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70]。
此段通過黃帝與大臣閹冉對話的形式，明確提出「天下大爭，時至矣」、「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而且該爭之時就要爭，才是順應天道，該爭而不爭，反是逆天道。這一觀點，即是黃老學處在戰國時期，面對新時代、新政權以及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適時、適切的調整，使其成為「作爭」的尊陽卑陰軍事思想，並對老子的陰柔「不爭」軍事思想有所修正。
又如漢初政權初立，冒頓單于國力正強，高祖認為無法與匈奴對抗，遂用和親政策，惟此政策只是權宜之計，因為一味忍讓，必使匈奴變本加厲，所謂「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71]」及至文帝時，乃「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之士，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72]」俟後，匈奴寇邊，文帝「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73]」而至景帝時已「時時小入盗邊，無大寇。[74]」此皆「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何不可矣？」之黃老「作爭」思想具體實踐。
（二）、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黃老學是尊陽卑陰的軍事思想，故主張「作爭」亦不反戰，此與老子「不爭」、「反戰」的軍事思想截然不同，[75]但黃老學究竟是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它與原始道家並沒有完全割斷關係，其仍然守住人的自然本質方面，亦重視天道，且與天地自然生殺循環之道緊密結合，此與陰陽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是相通的，所以「作爭」或可謂「不反戰」但與違反天道，極力宣揚戰爭、主張戰爭，尚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與差別，因此，所謂黃老學「作爭」的軍事思想，是一旦形勢迫來，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狀況時，只有無畏的迎上前去，接受挑戰，這種順應天道兼顧情勢作法，是面對戰與不戰，經過權衡利弊得失之後的抉擇，故「作爭」亦可謂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而不是如極力宣揚戰爭、主張戰爭的純陽軍事思想或完全不爭、反戰如老子陰柔的軍事思想。例如《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云：
兵不刑天，兵不可動；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天地刑之，聖人因而成之[76]。
黃老學作者認為，動員戰爭、指揮戰爭、嬴得戰爭必須考察並順應天時、洞曉地利、衡量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否則會自取其禍。《黃帝四經．十大經．兵容》又云：
三遂絕從，兵無成功。三遂絕從，兵有成【功】。……，環（還）受其殃。……此天之道也[77]。
所謂三遂，即是順應天時、地利、人心就會有兵功，反之，就會受其禍殃，而天道決定了這一切。其次，《黃帝四經．經法．君正》在軍隊訓練上更有剛柔相濟、陽中有陰之七年教民戰守的計劃，其云：
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民有德。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德，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從其俗，則民知則。二年用其【德】，民則力。三年無賦斂，則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則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則民不幸。六年「民畏敬，則知刑罰。」七年而可以正（征），則朕（勝）強適（敵）[78]。
所謂依據民俗施以教化，且以七年為教戰週期，逐漸地將人民導入、瞭解刑法號令並接受正規的作戰訓練，到第七年則可率民出征敵國，且能戰勝強大的敵軍。這是先德後刑，恩威並用的軍事訓練，亦是陽中有陰的軍事訓練。
最後，「柔弱勝剛強」一直為老子陰柔軍事思想的特徵，但老子似乎忽略柔弱與剛強相互轉化的爭門性與條件性，故似帶有消極退守的特徵。《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柔弱勝剛強」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如《黃帝四經．稱》云：「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79]」及《黃帝四經．十大經．三禁》云：「人道剛柔，剛不足以，柔不足寺（恃）。[80]」主張在處理剛、柔等對立面轉化問題時，須持適度的原則，亦就是不能太陰柔而完全不爭，但也不能太陽剛以致於毫無顧忌的爭鬥，而是陽剛中有陰柔的「作爭」，如《黃帝四經．經法．國次》云：
奪而無予，國不遂亡。不盡天極，衰者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央（殃）。禁伐當罪當，必虛（墟）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胃（謂）天功。天地無私，四時不息。天地立（位），聖人故載。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81]。
對於「當罪當亡」之國，作者主張攻伐的，而且必虛其國，但必須堅守一的分寸，要「兼之而勿擅。」超過了尺度，即稱之為「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黃帝四經．經法．國次》又云：
兼人之國，修其國郭，處其郎（廊）廟，聽其鐘鼓，利其（資）財，妻其子女。是胃（謂）【重】逆以芒（荒），國危破亡。
故唯聖人能盡天極，能用天當。天地之道，不過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殃[82]。
而陳鼓應註對此《黃帝四經．經法．國次》有關攻伐問題有精闢解說如后：
在攻伐戰爭中，存在著三種情況，其一，不極不當。其二，過極過當。其三，合極合當。不盡天極天當（未達到天道所規定的準度）或超過這個準度，都會受到自釀禍患的懲罰。祇有合極合當（「盡天極，用天當」，即恰恰合於天道所限定的準度），方是兵戎之道[83]。
攻伐與兵戎之道，在黃老學作者的認知，必須「盡天極，用天當」，否則會受到自釀禍患的懲罰。因而黃老學主張「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實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此與老子「不爭」、「反戰」的陰柔軍事思想確有所不同。
總而言之，黃老學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圖強的環境中，由原始道家分化出來的一個道家支派，在軍事思想傳承上難免受到景響，然而，為了適應新時代與新政權，因而，《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老子「柔弱勝剛強」退守的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因為，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有如《淮南子．氾論訓》云：
故聖人之道，寛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84]。
聖人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手段，此亦為黃老學在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即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結論
黃老思想產生於戰國時期，而黃老之治盛行於漢初，《史記》多處論及，學界對此亦無異議；而漢代直到武帝，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採納後，儒家學說才登上正統學說的寶座；惟如劉節在《古史辨》第五冊之序言中說：「兩漢學術界的大本營是札在儒家身上，然而兩漢的儒家決非春秋戰國時的儒家，他們原來是陰陽五行家同儒家的結合體。」職是之故，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儒家思想雖影響漢代思想甚深，惟已不是純粹的儒家而是陰陽五行家同儒家的結合體，此亦為學界治思想史者所認同。而陰陽思想從先秦以迄兩漢一直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甚至運用於軍事領域上，並造成嚴重的軍事決策錯誤，例如在武帝征和三年，武帝受了陰陽家數術思想之影響，草率決定派遣貮師將軍李廣利進攻匈奴，卻遭受對匈奴戰爭中最慘重的失敗。尤其東漢之後，陰陽讖緯之學更是蓬勃發展，故《後漢書．方術列傳》云：「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蓺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而各朝代以「思想」作為手段以奪取政治上的「獨佔」利益與權勢，屢見不鮮，如鄒衍「觀陰陽消息」，並「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之例，所以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亦有其政治上之複雜背景，惟陰陽思想成為黃老學的重要，應無疑議。其次，所謂「法」源起於「刑名」，黃老學即蘊含豐富之「刑名」思想，此為法家的思想，而「法」生於「道」，黃老學亦是原始道家所派生之一支，而從戰國以迄兩漢之陰陽、法、道思想相互滲透是普遍現象，因此，許多學者根據馬王堆出土的《黃老帛書》的內容，而斷定黃老學是陰陽、法、道思想之結合。
總而言之，每一種思想都是歷史的產物，因為每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生，都是依據、順應該社會的政治、經濟之狀況而發展。故黃老學因應時勢，主動由原始道家「蔽於天而不知人」及過時的反權威思想的缺失中，調整轉變，以致逐歩演變為一種新興統治者樂於接受和運用的君人南面之術（黃老學或黃老思想），且黃老學在軍事思想傳承上，為了適應新時代與新政權，因而，《黃帝四經》論述攻伐的觀點時，則對老子「柔弱勝剛強」退守的陰柔軍事思想作了修正，且黃老學與代表原始道家的老子在軍事思想上最大的相異之處乃在於「作爭」與「不爭」之論點，以陰陽而論，「作爭」是陽，「不爭」是陰。但黃老學所主張的「作爭」，即是「盡天極，用天當」，有如《淮南子．氾論訓》云：
故聖人之道，寛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85]。
聖人採取不太柔亦不太剛手段，此亦為黃老學在其攻伐與兵戎之道，即是陽中有陰的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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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初版4刷），頁1。
[2]漢．司馬遷著，《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台北：大申書局，1977年7月，初版1刷），冊4，頁2146。
[3]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冊4，頁2346。
[4]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序》（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4月，初版），頁1。
[5]王淮著，《老子探義》（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初版12次印刷），頁106。
[6]荀況著，張覺校注，《荀子校注》（湖南：岳麓書社，2006年4月，初版1刷），頁266。
[7]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16。
[8]荀況著，張覺校注，《荀子校注》，頁266。
[9]漢．班固著，《漢書．藝文志》（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3月，初版），冊3，卷30，頁1729-1780。
[10]陳麗桂著，《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1刷），頁1-2
[11]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22。
[12]駢宇騫、段書安編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年4月，初版），頁34-35。
[13]池田知久著，王啟發譯，《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頁25。
[14]趙超著，《簡牘帛書發現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月，初版1刷），頁181。
[15]見駢宇騫、段書安編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頁36-37。
[1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75。
[1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2。
[18]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4月，初版），頁65。
[19]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初版4刷） ，頁229。
[2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17。
[2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56。
[2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77-178。
[2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22-225。
[24]見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頁48-49。
[25]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25。
[2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03-105。
[2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74-175。
[28]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07。
[29]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286。
[3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73。
[3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85。
[3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5。
[3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429。
[34]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82。
[35]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8-80。
[36]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149-155。
[37]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2-73。
[38]見王淮著，《老子探義》，頁75-79。
[3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68-276。
[4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36。
[4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90。
[4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5。
[4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5。
[44]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92。
[45]劉蔚華著，〈黃老所完成的歷史性過渡〉，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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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清‧張廷玉著，《子史精華．武功部．兵機》，（北京：新華書店，1991年7月，1版1刷），頁781。
[5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2。
[54]郭慶藩編輯，《莊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3月，臺景印1版），頁1067。
[55]黃忠天著，《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4年9月，2版），頁600。
[56]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初版4刷） ，頁464。
[57]見《老子探義．天下謂我道大．第六十七章》，頁259。
[58]見《老子探義．天下謂我道大．第六十七章》，頁260。
[59]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勘，《十三經注疏．孟子．離婁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元月，初版），頁134。
[60]見〈老子第三十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余培林注譯，《老子讀本》，頁66。
[61]曾國藩著，《曾國藩全集．雜著》，（台北：漢苑出版社，民國71年3月），頁330-331。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幾近之。……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
[6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2。
[6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8。
[64]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18。
[65]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48。
[66]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40。
[67]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65-370。
[68]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94。
[6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295。
[7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1。
[71]漢．班固著，《漢書．爰盎晁錯傳第十九》（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3月，初版），冊4，卷19，頁2278。
[72]見漢．班固著，《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下》，冊7，卷94下，頁3831。
[73]漢．班固著，《漢書．文帝紀第四》，冊1，卷4，頁125-126。
[74]漢．班固著，《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上》，冊7，卷94上，頁3765。
[75]王智榮著，《周易軍事思想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頁105。老子認為戰爭為凶事，不是吉事，對於這種凶事，就要以悲痛的心情參加，勝利了也要以凶喪之禮處理這種殺死眾多生靈的勝利，切不可以喜事來慶祝戰爭的勝利。因此由「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殺人之眾，悲哀泣之」等觀察，實可顯示《老子》是以反戰為其戰略思想。
[76]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1。
[77]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44。
[78]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104。
[79]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434。
[80]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360。
[81]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85。
[82]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90-93。
[83]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84。
[84]漢．劉安著，《淮南子．氾論訓》（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10月，臺三版），卷13，頁6下。
[85]漢．劉安著，《淮南子．氾論訓》（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10月，臺三版），卷13，頁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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